一、对于西方主流思维定式彻底觉醒 我们正处于一个对主流经济理论充满怀疑的时期，许多人质疑以市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是否只是用来蒙蔽人们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些理论把无止境的商业贪婪和财富聚敛合法化，同时却将社会成本和经济风险随意转嫁给社会。许多过去享有霸主地位的经济思维定式现在纷纷瓦解，比如金融市场中备受称赞的信息效率理论。在国家出台庞大的拯救经济计划以及将众多金融公司收为国有的背景下，以往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化加私有化”的范式(marketization-cum-privatization paradigm)(以下简称“市私”范式)甚至也正迅速丧失其可信性。 “市私”这一范式的解体标志着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分水岭，这种思维定式不但曾经限定了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和福利政策的争论，而且也束缚了东欧和中国过去几十年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讨论。鉴于经济政策制定的许多西方模式日趋式微，我们有必要放下过去那些常规的解释说明，重新思考常规以外应对经济变迁的方式，比如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汲取经验教训。 本期专辑收录了几位重要学者的研究成果：樊纲和胡永泰关于制度重建的战略，王绍光关于政策学习模式，以及黄宗智关于实现社会公平的迫切挑战，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开辟了理解中国的新途径。 我将在文中就这三篇文章所含的前提条件、研究方法以及对相关政策领域的引导作用进行提炼并提出批评，指出有关改革决策的综览式模型(synoptic models)的缺陷，强调用注重过程、开放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取而代之。我认为，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的适应能力，关键在于把广泛的政策试验和设定长期政策重心(policy prioritization)这两个方面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加以结合。这一做法是在层级分明的权威体制的阴影下实施的，可以简称为“有远见的反复试验”。 鉴于目前中国和全球都迫切关注社会公正、社会参与及社会稳定等问题，我将把一些源自欧洲大陆的理念注入关于修订社会契约的讨论中，这些理念主要建立于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上。虽然近几十年来该理论被主流的自由市场主义弃置一边，但正是凭借它才造就了欧洲福利国家。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我将在本文结尾提出我的主张，即在应对政策制定过程的不确定性上，中国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有益的范例，西方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可以从它在经济体制和政策改革方面与众不同的试验性做法中得到借鉴。与此同时，我建议为了推进社会参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中国的社会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市私”范式转移到那些被搁浅的社会理论和政策议题上来，这些理论和议题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达成一个牢固的社会契约，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 二、综览式模型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局限性 我们该如何认识并构建中国改革过程的模型？樊纲和胡永泰对中国经济转型中“改革政策排序”方法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大多数“排序模型”(sequencing models)都是以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早期为背景制定的(樊和胡所引证的文章都出自上世纪90年代早期或80年代)，当时对基本制度设计的争论正甚嚣尘上。从一开始就有人质疑各种“最优排序”模型对政策制定者行为的引导作用和实用性，因为政策制定者必须在一个变化莫测的环境中通过决议并常常只能退而求其次。① 更为重要的是，樊和胡所提出的“平行推进”(Parallel Partial Progression)的方法似乎跟排序模型有着同样的根子上的弱点。樊和胡假定，政府在以“优化并统一政策及制度改革”这一总体目标下，能够“使不同机构的改革相互协调一致”。他们把政府视为一个超级协调者，希望政府能够调和高度复杂的改革一揽子方案，但这种笼统的看法无法为建立一个解释性、甚至是一个规范行为的模型提供坚固的事实基础。正如伯雷布鲁克(Braybrooke)和林德布洛姆(Lindblom)(1963：第3章)指出的那样，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运用的总览式的、纯理论的推理演绎方式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们首先假定研究者掌握了全部可供选择的政策，其次，他们假定政策制定的终极目标是明确并毫不动摇的。然而，恰恰是在一个持续变化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在最不可预测和最苛刻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才能发现政策或制度改革的各种备选方案(Rodrik，2007)。在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学家对改革的“终极目标”(100％“总体”和“必要”的改革)都还不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又何从获知樊和胡所说的“局部改革”(占总体改革的20％)的内容呢？政治经济从“状态1”转型到一个可以明确定义或令人满意的“状态2”，这种潜在性假设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假设带有目的论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偏见：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不正是以不可信的“市私”范式为标准，对中国的转型状况进行评估的吗？我们如何得知这种范式现在是否可行并被未来的中国社会所接受呢？出于上述原因，这一转型的范式已经遭到严重批评(Carothers，2002)，在政治学研究中也不再被广泛应用。 林德布洛姆(Lindblom)就政策研究提出一个中心观点，这个观点在近几十年来凭借广泛的实证研究获得支持。他认为政策总是“在不断地被制定并修定”。政策制定是一个逐步接近人们所期望实现目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经过反思不停修正自己的目标(Lindblom，1959：86，88)。在探讨不确定情况下的政策选项时，樊和胡倾向于轻描淡写其内在的模糊性和不连贯性。他们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提到，如果强化整个改革一揽子方案的内在统一性，就可以使研究变得更科学一些。按照林德布洛姆的观点，这是“科学地”误解了政策制定过程，忽视了改革议程错综复杂的一面。制度改革和政策改革往往交织在一起，体现了社会问题“乱成一团”(Rittel & Webber，1973；Ritchey，2007)，在这种状况下，政策干预的可行性和后果极难预料，加上部分决策者态度暧昧、优柔寡断、争吵不休，干预和互动过程中突发状况，各种无法预见的反馈信息，以及不可预期的内、外部的发展或冲击，这些都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改变整个政策制定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