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09)01-0007-07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完整体制安排中，其决策机制是处于基础性地位、又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组建。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规模、方式和效率。然而，无论是从已有的理论研究还是从客观的实践探索来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农村公共产品存在于农村，最终也是用于农村。因此，在确定农村公共产品(指某一具体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到底供不供给、如何供给等重大问题时都不能让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农民缺席，必须让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形成之前，凭借公开透明的信息，通过相应的程序和方法来真实显示自己的偏好，并且在理性沟通的过程中实现偏好转换，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机融合。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的协商民主实践在这一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比较规范的探索，为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当前的有关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素材。本文是笔者2007年以来在泽国镇的实证调研所得，值得说明的是，泽国镇的协商民主实践一直在向前推进，而且内容日益丰富。①但是，在这些生动的实践中，最能说明本文主题的是泽国镇于2005年进行的城镇建设规划项目的协商民主恳谈。因此，本文以此为分析蓝本。 一、协商民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基本涵义及理论假设 虽然目前学界对协商民主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是对协商民主的要素和关键词的认同还是比较一致的：协商参与者、偏好及其转换、讨论与协商、公共利益、共识。②在协商民主论者看来，协商不同于一般的对话和讨论，它强调的是理性的表达和说服，参与者倾听、反思、回应、接纳他人的观点，进而作出理性的决策。因此，我们认为，协商民主追求一种善治的民主模式，主张作为民主政治之主体的公民自由、平等、理性地参与到影响自己的公共决策的讨论中去，通过讨论逐渐实现偏好转换，最终达成共识，解决问题。[1]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事关乡村社会发展和农民福祉。“它既包括中央政府提供的覆盖到农村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又包括地方政府和农村组织提供的受益范围局限于本地区或部分外溢到周边地域的地方性公共产品”。[2]同一般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多层次性、较强的外溢性、低效性、高依赖性等特殊性。 决策是任何行为过程的必经步骤，它是一个动态的行为过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即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包含政府、市场、社区和第三种力量等等)与受众(即农民)围绕公共产品的数量、规模、方式等问题，在信息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的理性沟通，达成一致同意后作出有关决定的过程。因此而形成的规则和体系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一般而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偏好显示机制，即激发有关利益主体在决策前反映或显示各自对公共产品需求的机制。它是整个决策机制的基础。有效的偏好显示机制能积极、有效地让农民反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进而使最终的决策符合供给主体与受众的公共利益。二是信息沟通机制，即充当供给主体与受众信息桥梁的机制安排。它包括信息搜索、信息处理、信息披露、信息交流等环节。健全的信息沟通机制是事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是否合理的核心要素。三是程序和方法体系。不同的决策程序和方法会产生不同的决策成本和结果。一般而言，农村公共产品大多数是受益范围比较明确、确定的“俱乐部产品”，采取供给主体与受众共同协商的方式来作出决策的方法比较合适，这样既民主又科学。从泽国镇的实践来看，偏好显示机制是前提或者说是基础，信息沟通机制是关键，程序和方法体系是保障。三大基本要素的有机结合和正确运用即意味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得以建立和发挥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点理论假设： (1)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必然要求。 长期实行的让外生变量即来自社区外部的各种因素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由于没有反映农民的真实需求，一方面造成了有限的公共资源的浪费，投资效益低下，另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无序供给，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为此，要解决这些问题，构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选择。 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至少有两个优点：其一，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农民将有更强的动力来显示自己的需求偏好。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显示自己的需求偏好，他将面临损失。而这又是因为在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框架下，他的偏好显示不再是“闹着玩”的，而是要实实在在发挥作用的，其需求偏好的显示直接决定着他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效用。其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性问题将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将使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下符合官员偏好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而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从而彻底解决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