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并未出现发展经济学范式下的收敛与趋同，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和结构性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直接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民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等因素的思考，国内外的研究者在对中国“三农”问题客观现实描述的基础上，分别从制度、要素流动、公共投入等多个维度提出化解“三农”问题的政策性建议。 制度层面上的研究一致认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症结在于农业的竞争能力和组织化程度，而这两者又与现行的中国农地制度密切相关，如果农地制度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影响到中国今后的一系列改革与发展。不难看出，研究结论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只要解决好了农地制度，困扰中国发展的“三农”问题就会自动地缓解甚至消除。 农地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可选择的经济制度安排，它不仅提供了人们相互行为的框架，而且构建了农村社会内部、城乡之间的经济秩序，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广大学者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标出发，对土地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三种模式的利弊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从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者对农地产权争论的背后存在着明显不同的两种逻辑，一是国家(政府)逻辑，即认为只有国家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国家所有权优先，以国家为本位的土地制度安排应是国家所有；二是国民逻辑，即认为土地财产权益应该更多地由农民支配，公民个人的财产权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与上述两种逻辑相应的土地制度一是坚持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二是私人所有。基于国家和国民所有的不同前提假设，其研究思路也存在差异。 土地财产权私人所有的理论假设前提是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选择自由、分散化决策以及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的西方传统经济理论。私有产权安排是市场经济的最佳经济制度安排，针对中国现实，应该基于效率与公平原则，把更多的研究注意力放在不同的土地制度体系的设计上。 土地财产权国家所有的理论假设前提是考虑到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制度农村的特殊性，以及土地作为一种具备生产、财产、社会保障职能的特殊性要素，认为局部的调控和计划安排对于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是相对有益的，农地产权的私有化并不是十分有效的[6]。因此，应当在肯定集体所有、家庭经营这一基本制度前提下，倾力关注现行制度的微观组织效率，分析土地产权与农业经营、农户经济及农村发展的关系。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逻辑分析的起点均是土地使用权安全性及土地使用和交易效率。因此，我们认为，对农地制度安排的考量，应将更多的研究注意力放在微观层次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和特定市场环境对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要求，以及由此而必须具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上。立足于既有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框架，通过对历史的透视和现状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合理有效的土地制度安排是能够激励农民真正成为市场化主体，并保证其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的激励、预防体系。可行的选择是：以农业产业化为目标，改变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重新调整农地制度研究视野，以市场经济对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制度要求来总揽农地制度创新。 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贡献分析 制度经济学认为，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提高制度安排的精确性，因为制度安排的失序所导致的普遍混乱状态，将给企业家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行为和投资的低水平。中国30年来的改革实践充分印证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让我们可以更加理性地来分析看待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贡献。 1、重构了具有效率优势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在那个值得永久记忆的1958年，几乎是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人民公社产权制度的创建，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产权制度框架中，土地分别归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和经营，生产队一级所有和经营则是三级所有中最基本和主要部分，其典型特征是土地高度公有化。由于计划经济下人民公社制度的资源配置是通过计划来实现的，尽管生产队、生产大队及人民公社实行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微观的生产经营主体实际上没有经营决策权，这不仅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而且还因集体劳动而引发的“零努力”趋势明显。只是在政府超经济强制下，人民公社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所存在的致命制度缺陷，才实现了扭曲性的均衡。 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创新。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的经济能量，迫使政府削弱超经济强制约束，人民公社土地产权制度缺陷下的非均衡立即显露，广大农民在经济获利机会的诱导下，做出对土地潜在利润的理性反应，引致制度变迁发生，自发推出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保留了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制度所蕴涵的经济逻辑：土地集体所有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历史上土地私有制无法解决的“人人有饭吃”的生存保障问题；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均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彻底解决了传统集体所有制所面临的团队生产中激励机制问题，兼顾了农地配置的公平和效率，突出了效率优势。① 2、把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发挥到了极致，基本解决了中国的粮食供给问题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弱国，人地关系紧张，且受水资源、气候条件等与粮食生产相关自然资源的紧约束，粮食产量安全一直是政府决策部门的头等大事。虽然传统中国小农曾经通过新的农村生产组织方式和财产制度——人民公社化来解决所面临的生存问题，中国农村并未因人口膨胀而出现“马尔萨斯陷阱”，但中国农民却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和“均衡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