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处在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更面临着国家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型。可以说，2008年是真正具有考验大智慧的挑战年，全球金融危机客观上为我们调整结构、加快改革、扩大内需，提供了强有力的倒逼机制。中国怎样再次聚集农村改革的势能和动力、推动更广泛和深入的制度创新，将决定着中国的优势能否延续。 一、30年前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就斯密式经济增长 30年前，中国改革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力。30年后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战略部署再从农村发力，吹响农村改革发展的号角。历史似乎又走到了一个轮回，但这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一种质的升华。在中国面临严峻内外挑战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新一轮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开启所释放出的势能，将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核心的、全局性意义。 农业经济效率，要依赖于以农业效率为基础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关键环节的改革路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其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传统农业不能为经济增长作贡献的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低下，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30年前，一场发轫于农村的经济改革拉开了中国全方位改革的序幕。改革初期，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再造了农村市场的微观基础，沿着放松约束，降低管理成本的路径展开，包括扩大土地经营自主权，降低劳动力要素流动门槛等。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所释放的制度激励使当时的农村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造就了受益于分工和效率提高的“斯密式增长”。根据笔者运用生产反应函数估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2.2％，土地改革释放的巨大制度能量为中国迎来了高速成长的“黄金发展时期”。“三农”为中国的高速增长支付巨大的发展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依靠低要素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大透支了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发展潜力。 从经济学角度看，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恩格尔消费定律的作用下，农业份额下降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也是理解“三农”问题的核心。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的产值份额在不断下降，从27.9％下降到目前的11.8％。特别是随着改革向城市和二、三产业的推进，制约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潜在制度障碍逐步显现：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使“分田到户”合法化，但土地仍归集体所有，农民拥有的是有限使用权，农民与承包的土地之间缺乏长期稳定的利益关系，农民无法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现有的小农经济模式，原有土地经营模式的绩效基础逐渐失去。因此在城市工业快速扩张的同时，城乡、工农双重二元结构日益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而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资源价格导致产出分配更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结构特征，形成了结构瓶颈和发展瓶颈。 二、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破解当前经济三困局 2008年中国经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前的经济困境让人们更加深刻地去思考，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在2007年出现拐点，并在2008年开始急剧转差，是中国自身的周期性调整、结构性调整和外部全球经济危机冲击的三重叠加影响，加大了经济向下调整的深度，但是内部结构性调整和周期性调整是根本原因。 事实上，2003-2007年我国企业的高产能扩张问题已经演化为中国经济运行潜在的最大风险之一。在2003-2007年全球经济扩张时期，西方国家主要经济体总体呈现供给不足状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化了新兴市场的大量产能。中国总需求与总供给所存在的结构联动性和结构刚性将使中国宏观经济下滑幅度超过一般预期水平。目前内需无法提振显然不是政策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失衡，特别是城乡、工农发展的失调。那么，城乡二元结构怎样才能被打破？如何建立均衡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农村经济模式如何转型？农民工返乡后该何去何从等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中国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又延续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依靠要素解放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农村最大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土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国战略部署再从农村发力，吹响农村改革发展的号角，围绕“一条主线(允许约7.5亿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个机制(一是土地产权机制的确定，二是土地集中机制的培育，三是规模经营机制安排)”展开。从这个层面讲，土地问题是关乎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新的土地制度改革不仅意在抗御全球金融风暴侵袭，更意在破解中国自身的经济困局。新一轮土地改革，将进一步释放土地和劳动力潜能，通过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内部支撑和长久动力。 (一)寻求内需转换拐点 经济运行的两极就是生产和消费，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渡给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需要重新走向平衡，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美国消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因此动力引擎由外向内的转换将大大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哪里？在农村，因此内需转换关键在于刺激农村经济的增长。可见，如何着力改变7.5亿农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变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