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分男女老幼，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总会因各种原因而生病。生老病死，是每个人一生中都必然经历的生命历程。一个人能否健康地活着，寿命能够有多长，除了自身基因的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病后能否及时得到适当医治，于是医生就承担着治病救人的重要使命。历史上的每个国家、每个文明都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出自己的医药体系、职业医生和医疗组织。一个社会能否构建一个健全和先进的医疗机构，能否培养出一代代有精湛医术并以“治病救人”为最高使命的医生，广大患者能否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医治并在财力上能够承受得起，是这个社会是否进入了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各项制度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城乡经济所有制和就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政府又在教育、住房和医疗制度方面开展了重大改革。对于在这三个领域里的改革步伐究竟迈得是快还是慢，选择的方向是否正确，广大民众对目前实行的体制是否满意，应当说还是存在很多争议的。其中对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而且关于“看病难、看不起病”的报道在报纸和新闻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最近几年里，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批评与反思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 1.改革前我国城乡的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之前，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分别实行不同的医疗制度。农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公社卫生院和大队的“赤脚医生”保障了农民基本的疾病防疫和医疗保健的需要，流行病得到控制，重病送到县医院，由“合作医疗”支付费用。尽管与大城市的医疗条件相比，农村地区“缺医少药”，但是除了特别偏远山区之外，农民总的来说是能够看上病、看得起病的。当年在我们插队的内蒙古牧区大队，既有传统的蒙医，也有经培训的知识青年担任的“赤脚医生”，他们由大队计工分，行医所需药品等由大队购买，在治病问题上，农民并不需要花很多钱。当年的集体经济是有一定能力的，可以在财政上支撑起农村的“合作医疗”系统。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主席曾批评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认为多数医生和医疗设施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的疾病医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许按照人均医生数、病床数来比，农民所得到的医疗资源确实不如城镇居民，但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治病问题，并没有成为广大农民不可承受的负担，许多传染病（如血吸虫病）甚至基本消灭。在一个时间段从绝对平均主义的角度看，当时的医疗卫生系统应当批评，但是从历史和纵向来看，我相信大多数农民都会承认，公社时期的农民治病问题不仅比新中国成立前要改善许多，比起1980年代体制改革后的状况，也依然是十分令人怀念的。 在城镇里，绝大多数就业人员都在政府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街道集体企业工作，他们的医疗费用甚至家属的部分医疗费用都由单位支出。虽然当时的医疗器械不够先进，也没有高价的进口药物，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多数职工的疾病都可以得到及时的诊治。与此同时，各级医院都属于国家事业单位，属于“全额财政拨款单位”，所有的基本建设及运行费用、医护人员工资福利等都列入国家预算并由国家支付，医院和医生都没有通过行医活动来赚钱的动力和机制。实际上各单位为职工向医院付出的医药费，由医院上缴国家财政后，转了一个圈，由国家作为企事业单位拨款又返回给各单位（包括医院）。在这样的体制下，医生和医院没有牟利的动力，因此在诊治患者时就会比较“实事求是”地安排检查和开药，能开便宜的药就不开昂贵的药。 2.体制改革后城乡医疗体制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展开的农村体制改革，使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体制下开始以户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与经营，公社和大队、生产队等原有的所有制组织解体，当年的集体经济不复存在，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体系也随之瓦解。部分原来的赤脚医生或者转行务农，或者成为新体制下的个体开业医生。农民生病后，小病去看个体医生，大病就送县医院，乡镇一级卫生所只能惨淡经营或形同虚设。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城市里推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县级及以上的医院成为牟利的组织，这些医院所要求的医药费是绝大多数农民无法负担的，所以许多农民有小病不去看，真正的重病就抬回家等死，因为重病的医治费用不仅足以导致其倾家荡产，而且还会背上几代人也还不起的债务。 我们近几年在农村调查时发现，村里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主要是治病和高中以上的学费。从这些现实情况看，以牟利为宗旨的农村医疗系统已不再是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机构。我们在农村调查时曾遇到过这样的情景：有的病重的老人因为心疼自己的儿女和第三代，怕儿女们为此背上债务，怕孙子孙女无钱上学，不肯在医院继续治病，坚持出院回家等死。看到这样的场景，真的让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城市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是仍然能够享受到公费医疗的一部分国家职工和退休人员，“红包”和“自费药”也是一般家庭难以承受的。大量并非完全必要的检查和“大处方”，使一些普通常见病的医药费也要上百元。设想一下，这对于那些仍然实行公费医疗的单位是多大的财政负担？国营老企业老年职工和退休职工人数多、比例大，为他们支付高额医疗费成为企业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这些钱都要加到生产成本上，使企业完全无法赢利，据说许多国营老企业的不景气与破产与它们支付不起现任职工和退休职工的医药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