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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表现出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特征，即层层向上汇总公共品需求与绩效执行信息，层层向下传达供给决策与资金指令安排，信息反馈主要局限于政府体系内部。这种“自上而下”的体制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客观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仍需进行改革和完善。
图1 公共品政府供给机制的理论模型 第一，需求发现机制。公共财政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公共需求问题，作为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公共品供给必须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如不考虑需求状况（包括需求的规模和需求结构），则供给只是单方的主观意愿；缺少了需方的呼应与认可，即使供给数量再多、质量再好也难以形成供需之间的均衡，往往造成供给的效率低下与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在公共品的政府供给中，首先必须正确地识别与发现公众的公共品需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以需求为导向的公共品政府供给机制。 第二，决策机制。公共品供给的需求发现机制最终会形成一系列公共品的需求偏好顺序，为满足公众需求，政府必须对公共品供给的数量、结构、质量等方面进行决策。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主要解决的是决策权在不同级次政府之间的配置，即由哪级政府进行决策的问题。出于供给效率的考量，决策权的划分需要统筹考虑不同级次政府的能力和优势，一般而言，由中央政府进行有关全国性公共品的供给决策可以发挥其在全国各地间平衡均等的能力，而由地方政府进行有关地方性公共品的供给决策可以发挥地方政府在信息方面的优势。除此之外，国家的政治体制、风俗传统以及不同的国情也会对公共品的供给决策权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在一个相对比较集权的国家，即使是一些地方性公共品，如果普遍面临供给缺口，由中央政府集中决策反而可能比由各地方政府分散决策更为有效。 第三，资金筹集与使用机制。根据事权与财力相对应的原则，要保证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必须有足够的财力做支撑。因此，一旦公共品的供给决策形成，则资金的筹集就成为保证供给的重要条件。公共品供给的资金筹集机制与决策机制有关，但并不完全一致。对于由中央政府决策供给的全国性公共品，其资金主要来自于全国范围内公众缴纳的税收，决策主体与资金筹集主体是一致的；但地方公共品的决策主体与资金筹集主体并不完全一致，对地方政府来说，在现有税收不能完全满足公共品支出的情况下，还必须要有来自上级政府或其他政府的转移支付，以保证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资金的使用机制与需求偏好发现机制密切相关，就是按照需求发现机制所形成的公共品偏好顺序，在现有财力一定的情况下，根据先急后缓、先主后次的原则安排政府支出的过程。 第四，绩效评价与监督机制。公共财政的公共属性要求公共品的供给活动和供给过程必须接受广泛的监督。一方面，广泛的监督要求公共品供给的全过程纳入监督范围，即从公共品供给的决策到资金的筹集、使用以至公共品供给的结果都必须接受监督；另一方面，广泛的监督还意味着监督的主体来自方方面面，既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内部监督，也有来自公众和新闻媒体等外部力量的监督，还有来自社会中介机构的第三方监督。 实现监督的主要形式就是对公共品的供给进行绩效评价。在政府理性的前提下，绩效评价机制是政府行动的激励因素，因此，要保证政府行动与公众需求的一致，实现激励相容，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机制。 对公共品供给的绩效评价与监督并不意味着政府供给的结束，当绩效评价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时，还要求必须对公共品供给过程进行反思，找出不足的环节，进行修正，从而开始新一轮的公共品供给过程。 第五，信息反馈机制。上述诸环节的有效发挥离不开信息反馈机制的重要作用，信息反馈机制可以及时收集有关公共品需求、决策、资金筹集、使用、供给效果等各方面的信息，并将信息传递给相关部门，从而保证整个公共品政府链条的有序运转。信息反馈机制不仅要求在技术上确立收集、传递信息的现代技术手段，而且还要求在制度上必须建立起畅通的信息收集与传递通道，使信息能在各个环节被收集并能被传递到各部门。 三、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政府供给机制的特征 （一）地方公共品有效供给的“自下而上”机制 在多级政府国家中，地方公共品的供给决策权一般或通过宪法授权，或通过地方自治法规的形式配置给地方政府，这样，地方基层政府可以充分发挥获取社会公众需求信息的优势，及时决策并决定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公众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形式及时表达其对政府供给的评价。这种“自下而上”的机制保证了地方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