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的动力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课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各种动力因素间相互交织和更替的规律性特点。纵观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虽然各种动力萌发、生长、转化的界限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还是存在着此消彼长、此弱彼强的特点。 本文以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为视角,着重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微观动力层次。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迹,基本经历了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利益多元化”、从“单边行动”到“多元主体”、从权力基点下的“强制性变迁”到利益基点下的“诱致性变迁”的动力变化过程。民主化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成为贯穿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如图1)。
图1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层次 一、供求平衡视角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利益多元化” 新制度学派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用供求平衡分析制度变迁,认为制度的变迁是从制度出现了不均衡开始的,不均衡是相对于供求而言的。当一个社会中制度的供给大于或小于需求的时候,就出现了制度不均衡。 在一个特定的制度结构中,各种制度安排相互依存,其中一项制度安排的变化会使其他制度安排跟着做出调整。一种制度变迁导致其他某项制度安排不再适用,制度均衡由此被打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端的动力即是供求不平衡的直接反映。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段时间内,改革的具体内容得到逐步落实,但它不是整体性展开的,因而在实际中也没有被全面提上日程。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原有政治体制的障碍日益凸显,明显产生了“不适应”的问题。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必然要突破“政经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窠臼。邓小平敏锐地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1](179) 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迫切要求,使政治体制改革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1987年,中共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做了总体部署,从而开始了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 由此可见,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唤首先来自经济体制改革,来自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改革的深化有待于政治改革的进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但经济改革对于政治改革的推动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经济问题直接与利益相关,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经济生活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困境和危机,而对政治存在和政治环境的感受,只是在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来。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归根到底要到经济生活中去寻找,而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的变革要求必须与利益群体的物质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的发展动力。 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作为一个分界,改革的逻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逻辑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变迁两个因素之间的顺序关系上。[2](30) 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高度一致的利益格局被逐渐冲破,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逐步趋向多样化。同时,处于不同利益关系中的人们也都有了改善自己生活和保障自己权利的需求,以及对社会公正、公平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纯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在根本上消灭不公正,相反,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公平分配将会变得更为急迫。这样,基于“适应性”,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效率保障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利益多元化所萌生出的改革新动力上,就应将着力点放在关注社会公平、公正上,放在对于每个人政治权利的保障和改善上。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营造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使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生活的人们都有机会和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基于此,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获得利益多元化的不同阶层的持久不衰的动力源泉。 二、供给角度下的“单边行动”到“多元主体” 制度的供给是创造和维持一种制度的能力,一种制度供给的实现也就是制度变迁的一次发生过程。制度的供给不像商品的供给那样简单,仅考虑成本与收益对比,多数情况下,它是一种政治产品。实现制度变迁时政治权衡往往是第一位的,这种政治权衡主要是对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以避免或化解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面临的是制度供给不足,这主要源于发起者的预期(anticipation)不足。其主要顾虑是变迁会导致巨大的社会代价,制度变动将改变社会的结构,社会已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将被打破,这对于既得利益者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有时候,宁可暂时维持低效的但是稳定的社会状态,也不愿进行制度变革,这使得制度变迁由于供给不足而导致供求严重失衡。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与政治利益的重新调整,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结构性变革。因此,取得政治上的支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外在必要动力。事实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自觉推动为起点和持续动力的,特别是党内最高领导层的推动和支持,是政治体制改革得以启动并顺利进行的必要前提。 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之后,邓小平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发表讲话、谈话,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指导方针。笔者简要统计了一下,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录的1986年6-9月的8篇文章中,涉及和专门就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就有5篇。[1](159-178) 邓小平在短短几个月中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主要还是来自政府(广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