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自1963年初版问世后，命途多舛，是非不断，议论纷纭。自2005年郑雪来发表《丽尼，不应该被遗忘》①一文后，近年来先后出现了陈山、徐虹、李少白等人的相关文章。这些文字涉及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学术评价和历史定位；二是对两位曾经参与这部著作工作的郭安仁（即丽尼）、王越的权益未受到应有的尊重提出质疑。鉴于这部中国电影史论著迄今为止仍是这一领域最有影响的专著，是非和争论也引起了电影界许多人的关注，虽然这是一部四十多年前就已出版的旧作，但厘清一些近代史和当代史上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仍是我们远远未能完成的历史课题。改革开放之后，百废待兴，当年对复杂历史问题提出“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无可厚非；而在四十年之后，则有必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清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与《中国电影发展史》有一些瓜葛，与编著者以及上述已提及的几个文章作者均有过深浅不等的交往，愿意提供一些了解的情况，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有助于分清是非。 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 1962年，我任职于《电影艺术》编辑部。在一次选题会上，组织交给我一个任务，撰写一篇文章推荐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书尚未公开出版，就写文章宣传，并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以示重视。该刊创刊以来，从来没有一本书以如此隆重的方式对待。一年前，夏衍的《电影论文集》也是出版后刊物才发表一篇个人署名的评价文章。可见《中国电影发展史》来头之大，很不一般。 陈山在《电影史学的建构》②一文中将这本书定位为“一本官修的‘正史’”，我认为相当准确。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修史征集有关电影史料，曾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函全国各地文化局，要求将有关史料收集后打包寄来，集中供电影史编写小组使用。该书的设想和写作计划，请示过夏衍，一些重要章节，经夏衍、蔡楚生看过，并由陈荒煤通读全书。他们当年的身份是：文化部副部长兼影协党组书记（夏衍）、影协主席（蔡楚生）、文化部副部长兼影协党组副书记（陈荒煤），均属电影界的主要当权派。《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样一部约90万字的巨著，完全根据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编著，相当全面地概括了建国前中国电影历史，得到官方的鼎力支持。 主编程季华的组织规划能力非常出色，从史料的征集到纲要设计、进入撰写、修改、听取意见和出版宣传，都进行得有条不紊。他善于物色和发挥干部的长处，在那个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动荡年代，他尽力为执笔者创造相对充裕的写作时间和少受干扰的工作条件。他在电影界的高层人士中有充沛的人脉，其中许多人都进入了这部史册。他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当时他是中国电影出版社的总编辑兼副社长，兼任影协电影史研究部主任，《电影艺术》的编委），为这部书的写作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并造成声势。 当年，我对解放前的中国电影知之甚少，为了撰写这篇“本刊评论员”文章，读了这部专著（征求意见的初稿版）的一些重要章节，印象相当不错。史实丰富、结构严谨，基本的立场观点我都能接受，文字的表述也很流畅。这篇评论员文章虽然是组织上交办的“遵命文字”，但对这部专著的赞扬仍属由衷之言。此文主要起宣传造势作用，并不要求做什么深入的学术性研究，也就算勉强完成任务。 我青睐这部著作还有一个社会因素。当年写文章、撰专著有一条指导原则，“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于是一些简单、粗暴乃至诬陷谩骂式的文风大行其道。“破”未能以理服人，“立”的多属八股式的文化垃圾。《中国电影发展史》尽管可能存在种种缺陷，却是一部经过长期研究、认真编撰的作品，一项大型的文化建设工程。 1963年初，这部书公开出版发行。其后政治风向日渐“左”转，原来打算召开讨论本书的座谈会被迫取消，夏衍、陈荒煤先后被罢官。待到“文革”前夕，电影界更是风声鹤唳。江青、康生之流，三天两头发表讲话，点名批判几十部影片是“大毒草”。在对电影大讨伐中，有一个声音特别高亢，那就是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讨伐檄文：“反革命变天账”。这篇洋洋万言的长文，出自张春桥的写作班子丁学雷之手。 雷霆之后，必有大雨。批了作品之后，继之以整人。整人则有不同的规格，“罪行”最大者由公安部门直接抓人，送到秦城监狱。电影界达到这个规格的，有夏衍和陈荒煤。中国电影家协会唯一进入这个规格者，就是程季华。按职位高低排列，影协主席蔡楚生，书记处第一书记袁文殊均未入秦城，只交由群众专政，可见程季华“罪行”之严重。显而易见，因为程季华是“反革命变天账”的主编。 江青之流何以如此憎恶《中国电影发展史》，非得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呢？原因有冠冕堂皇的一面，可以大张旗鼓地鼓噪，还有不大光彩的隐私的一面，那可是绝密的禁地。 先说公开的一面。江青当年被供奉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其理论基石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的一大“创新”，即是将中国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与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汇成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这个观点的“创新”意义，正是为对文艺界大开杀戒提供理论依据。《中国电影发展史》对三十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则给予高度赞赏。这不是与“旗手”对着干吗？丁学雷的批判文章指出这部著作： “公然篡改毛泽东思想，伪造历史，为王明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文艺路线翻案；竭力宣扬所谓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拼命为祖师爷塑偶像，为反动派续家谱，网罗牛鬼蛇神，冒充革命队伍……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变天账。”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