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始末 “中国电影史”这个任务始于1950年，从收集资料、征集人选到最终出版，前后经历了13年。之所以会提出这个任务，要从陈波儿说起。陈波儿当时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兼艺术处处长，主任委员是蔡楚生。那时提出要培养新的电影干部，所以准备办中国的电影大学。在谈到如何进行课程设置时，陈波儿发现中国没有自己电影的历史，于是提出：电影大学的课程必须要讲述中国电影的历史，应该让年轻人知道，不仅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电影能够有今天的局面也来之不易。但是当时没有条件，没有人能讲，更没有教材，这项提议一经提出就遇到很大阻力。陈波儿就自告奋勇说：“如果没有人来讲，那么我来讲，这门课也必须设立，让程季华协助我。”我是1949年调到北京的，当时我的职务是电影局艺术处业务秘书兼艺委会研究组的负责人，给陈波儿做助手。我当时对电影一窍不通，甚至看的电影都很少。但是陈波儿身体不好，再加上工作繁忙，所以我必须要尽力协助她。那时艺术处没有副处长，只有业务秘书和几个干事，所以陈波儿给我规定的是：上班时处理艺术处的日常工作，业余时间搞中国电影史。电影局对创办电影大学是很重视的，所以在大学中开设“中国电影史”课程并且由陈波儿和程季华两个人负责也就写到了当时的“会议纪要”中。这件事正式开始着手进行了。 （一）资料收集 1950年全国正在进行对黄色书刊的清理，当时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用中央电影局的名义给各大城市的文化单位发了一封公函，大致内容是目前电影局在做电影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希望各单位协助。在做黄色书刊清理时，遇到跟电影相关的资料都保留下来，打包寄到中央电影局。这封公函发出不久，就陆陆续续有资料打包寄来。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新中国成立半年多，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苏联共产党宣传鼓动部寄来一封信，说苏联大百科全书要出第二版，征求关于中国电影的条目。这封信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部交给陈波儿负责，陈波儿又把这项任务给了我。当时我已经开始看资料了，就根据苏联那边的要求，开始着手写提纲。因为我还是研究组负责人，要负责一些翻译的工作，所以我在看资料的同时，就让一些翻译人员把买到的外文书籍，比如法国电影史、美国电影史、英国电影史等书籍目录全部译出来做参考，看看别人是怎么编电影史写提纲的。陆续一共译出了20多本各国电影史的目录。写好提纲后我拿给陈波儿看，征求她的意见，毕竟她对中国电影界的情况比较熟悉，就根据这个提纲，整理出一份中国电影简史性质的材料，还根据苏联那边的要求写了十几个电影人物，一并整理出来寄给了苏联，署名是陈波儿。1952年，陈波儿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她去世之后，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出版了，还寄给了我们。我们把俄文翻译过来一看，发现苏联同志把中国电影史部分改得乱七八糟，我们提供的十几个非常重要的电影人物，他们只用了两个——蔡楚生和袁牧之。我分析了一下原因，选蔡楚生是因为他的《渔光曲》20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获过奖；袁牧之在拍摄《延安与八路军》时到苏联做后期呆过几年，还曾经和苏联的导演合作过，做过爱森斯坦的助手，所以苏联同志对他比较熟悉。但是我选的这十几个电影人物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因此我对他们的随意删减非常不满意，写信去要原稿，因为当时时间很匆忙，没有经验，没有留底稿，但是至今也没有退回来。所以，如果讲中国电影简史的话，那是第一份。 整理“中国电影史”并没有因为陈波儿的去世而中断。一直到1956年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就是每天看资料，寄来的任何资料都看。如果正好出差，我就到各地的文化部门去问跟电影相关的信息，到旧书店遇到与电影相关的资料就花钱买，在上海的旧书店买到很多，所以当时资料收集得很全。根据收集来的资料，不断修订我原来的“中国电影简史”的提纲。当时没有助手，艺术处有一个工作人员叫沈次琼，帮我保管这些资料，并根据我的意见把有用的资料编目、编索引备用。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年。 1956年，电影局下决心要把几个电影刊物集中在一起，其中包括《电影艺术译丛》（现《世界电影》）、《大众电影》、《中国电影》（现《电影艺术》），还有《电影放映》，成立中国电影出版社，加强电影书刊出版工作。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主抓此事，并兼任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当时没有总编辑，只成立了一个总编委员会，主任是陈荒煤，委员是黄钢、贾霁、谢力鸣和我。我们四个人分管四部分事情，黄钢主抓《中国电影》，贾霁主抓《大众电影》，我主抓《电影艺术译丛》，谢力鸣主抓《电影放映》。当时“中国电影史”和中国电影出版社还没有任何关系，那时候我还是只有沈次琼一个助手，慢慢地，很多人知道了要做中国电影史这件事情并且想加入，但是领导管得很严。当时表演艺术研究所已改名为电影学校，增设了编剧班，编剧班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跟电影相关的各个单位，其中一个分配到了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这个人就是王越。王越最初是分到电影制片厂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电影制片厂没有接收他，最后来到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王越开始还是一心想做编剧，所以不安心工作，为此我还找他谈过两次话，给他讲做《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意义所在。然后分配他做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工作，这也是写史书的基础工作。 李少白是1957年从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调到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现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处的。我当时兼任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副秘书长（秘书长由汪洋兼，另两位副秘书长是周文、唐瑜），主管学术研究，“中国电影史”是学术研究部的一个重要项目，开始招兵买马，于是李少白就来到学术研究部。①邢祖文是《大众电影》的编辑，后来调到《中国电影》做“昨日银幕”栏目的编辑，他是上海人，原来是银行小职员，看电影比较多，所以也想调到“中国电影史”小组中来。还有魏峨，也对电影史有兴趣，所以调了过来。“中国电影史小组”前后陆续有十个人左右加入，主要成员是我、沈次琼、王越、李少白、邢祖文和魏峨。还有几个是“过路的”，来了又走了，因为搞电影史还是很辛苦的事情，要坐冷板凳查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