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3月24日—4月16日 地点：北京郑雪来家中 采访：陈墨 文字整理：赵晶 受访者简历： 郑雪来，1925年生，福建长乐人。暨南大学外文系肄业。“二战”期间在印缅战区美军第475步兵团任翻译官，参加对日作战，后从事英文教学、编译工作。建国后入电影界，从事电影理论及“斯坦尼”体系的翻译、编辑及出版工作。“文革”后，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曾主持外国文艺研究所工作，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世界电影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发表有《电影美学问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艺术学卷）等论著、译著、编著共三个余部。 翻译编辑出版 陈：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天，您还有什么印象吗？ 郑：10月1日那天，我还在浙江省绍兴中学教书。当时是学校通知的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虽然不是听广播，但我仍然很兴奋、很激动。中国人民经历过那么多苦难，终于建立自己的新中国了。 陈：1951年初，您是因为什么机缘进入电影界的？ 郑：我还是比较想自己翻译东西，听说表演艺术研究所，就是后来的电影学院招人我就去了。当时所长叫白大方，他刚好需要俄文翻译人员，介绍一些苏联的材料。好像当时也经过考试，但我很快就被聘用了。我还参加过表演艺术研究所1951年的开学典礼，当时，袁牧之和我并排坐在主席台上。过了没多久，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程季华听说我做过一些工作，而且俄文、英文、法文都懂得一些，他就把我调去了，那是在1951年八九月间。 陈：1951年，您被抽调到电影局艺委会研究室编译组工作，当时从事电影翻译工作的共有多少人？您是主修英语的，为何会被分配去做俄语，从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简称“斯坦尼”）演剧体系的译介？ 郑：那个时候我刚到编译组，还没有几个人，有徐谷明、戴彭荫、富澜、沈善，邵牧君夫妇是后来才到的。语种包括俄语、日语、英语，但主要是以俄语为主。我的第一外语是英语，也做俄语翻译，就是因为建国初期，我们各个战线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主要介绍苏联各方面的经验，包括电影经验，所以，没有让我去搞英文翻译。后来有三十多个人，各种语种都有了。英文和日文计算内部稿费的时候要打20%的折扣，就是因为懂英文、日文的人太多，懂俄文的人少，这个做法现在看来很荒唐。 陈：您翻译的第一篇电影文章是尤列涅夫的《评〈幸福的生活〉》，翻译的选择权是在译者，还是在刊物的编辑？刊物的选题如何决定？为选题而争论的情况多吗？ 郑：我翻译的《评〈幸福的生活〉》1952年初在《电影艺术丛刊》第一期上发表，作者是苏联著名电影评论家尤列涅夫，这部影片把苏联社会矛盾描绘成“好与更好的斗争”，文章把它吹得天花乱坠。直到1953年以后，奥维奇金写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写的《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才开始揭露苏联经济的很多矛盾。我当时也不知道，只是照翻不误。1987年，我在莫斯科电影节当评委的时候遇见了尤列涅夫还提起这段往事。那时候除了订苏联刊物，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刊物，我们有些搞资料的人就制作目录索引，由程季华、丽尼根据文章的内容和作者情况来圈定译哪一篇文章。重要的理论文章都是他们根据索引来确定的，而小文章、报道之类的就由编辑部定。关于“斯坦尼”专栏的文章由我来选。至于选题，《电影艺术译丛》时代不是我管，后来从《国际电影》开始，选题我说了算。程季华是总编辑，忙于写电影史和中国电影出版社的很多事情，他不看稿子，也没什么争论。他召集掌握材料的同志提供一些稿子，最后由我来决定选题。当时《电影艺术译丛》上所有的稿子都是由我们内部人来翻译，这样才能赶时间，保证质量。 陈：1956年中国电影出版社成立，电影艺术编译社并入出版社改为外国电影编辑室，您继续担任丛书编辑组长，策划了《苏联电影剧本选集》，组织翻译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杜甫仁科三大师的文集，以及其他电影理论专题论文集等，这些选题计划是否都如期完成了？1962年初，您曾提出一个总字数达到两千万字的外国电影史论选题计划，其中包括哪些重要选题构想？ 郑：当时我兼任业务秘书策划选题。《苏联电影剧本选集》连续编了三本，把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剧本都收录其中。三大师的选题也是我策划于60年代初出版的。1962年，我担任外编室业务副主任的时候，搞了一个很大的选题计划，一个是史，一个是论。史包括通史和国别史。我做的选题中通史方面主要有萨杜尔的《电影通史》和《世界电影史》。此外还有英国保罗·罗莎写的电影史，原名叫做The Film Till Now，和波兰电影史家托埃普里兹用波兰文写的《电影艺术史》。国别史的选题计划主要有《苏联电影史纲》、《美国电影之兴起》、《日本电影史》、《意大利电影》、《法国电影史》。论的部分很多，既有像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杜甫仁科、尤德凯维奇、罗姆等大师的著作，也有克拉考尔的《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马尔丹的《电影语言》，雷纳·克莱尔的《电影随想录》，英国曼威尔的《论电影》和苏联几本谈论技巧的书，如《电影剧作家的技巧》、《银幕的剧作》等。另外还有评传，即玛丽·西顿写的《爱森斯坦评传》和两本《卓别林评传》。这个选题我初步算一下有两千万字左右。在1962年出版社选题会议上，袁文殊、程季华和各编辑室负责人都参加了并一致通过。我当时建议大量向外约稿，我们就搞一些校编工作，有必要的写一些前言后记，而把更多时间用在研究问题上。最后商议的结果是内部工作人员要用业余时间翻译这些书稿，比如邵牧君翻译的《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就是这样约的。1962-1965年这段时间，我大致估计已出版的书有一千万字左右。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二十部左右的书稿，已经校订编辑好，有一些甚至打了纸型，因为“文革”就要来了，根本不能出版。这些书包括《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美国电影之兴起》、《日本电影史》、《爱森斯坦评传》等。80年代初，中国电影出版社能一下子出那么多书，也是因为有这么多校编好的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