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实证化与电影：现实感、还原与实践历史 电影倾向于为自己的时代创造一种独特的被观看的世界。电影对事件的选择，对人物的塑造，对空间和心理的描绘，对矛盾与冲突的设置，对角色精神世界的探求，呈现丰富缤纷的色彩与取向。电影工作者总是想把这种审美与创造活动及经验放到特定历史语境当中。考察中国电影，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影人对于被观看的世界的创造历程，选取什么样的题材、素材，进行怎样的审美创造，关乎电影的本质的理解，与影片创作对人、事件把握的现实感存在重要关联。人物与事件组成的生活与现实世界不断浮现出来，左右电影创作及其价值选择。为了应合时代理性与主流思想的要求，为了在感情上吸引观众，寓示当代伦理与社会的要求，当代中国电影呈现一种明显的伦理实证化倾向。其中包含：一、所反映的人、事原本就是反映了社会伦理道德和历史中的意识形态，具有示范性；二、蕴含一种与模仿古典范本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创造取向；三、这种实证化思想，具有正统、主流所维护的实证性信仰的特征；四、在当代电影伦理实证化发展、流变中，人物传记类作品，特别是取材于真人真事的影片占据了独特的位置，范本、权威、精英，在其中有着意味悠长的特殊性与价值意义。 电影从过去的镜像中为自己创制规范，当代电影创作并不是60年来共和国历史中个别的、独特或孤立存在的现象。当代影片创作，可以从它自己的情境中得到充分的还原和说明。福科曾提出三种卓有成效的还原方法：从人类学观察视角出发，把参与话语的解释者的意义理解还原为对话语的解释；从功能的角度，把有效性要求还原为权力效果；从自然角度，把应然还原为实然。他说：“之所以说这些都是‘还原’，是因为意义、真理有效性和评价的内在性并没有真正彻底融入权力实践的外在性。”①这揭示了特定艺术文本和环境、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理解当代电影创作及其实证化思想，我们需要将社会意义的认识和话语的解释结合起来，将影片文本关系的理解和时代理性及政治意识形态分析结合起来。 在不少人看来，影片重新铸造现实，其中的剧情往往远比真实的人生更惊悚更罗曼蒂克，可不管如何从电影艺术的综合创造中感同身受，获得全新的观影经验与感受，我们在本质上仍无法完全摈弃时代理性的作用与主观精神的概念本身。在当代文化建构与发展中，电影的创作、生产与传播具有守望、决策、教育、意识形态主导等基础功能，包括真人真事影片创作在内的主流电影，在很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片创作、生产组织和传播，具有一种实证的在场性的特征，依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英模片多年来引起人们较多的兴趣，占据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就是指向一种朝向伦理实证的当代化的热望。这之中，时代的理性和感情的变奏与融合是非常明确的。建国60年来的人物传记片、特别是涉指真人真事的影片，脱离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环境，就根本无法解释清楚。寻找历史，针对60年影片创作及其建构的独特的被观看的世界的分析，只能将其视作依赖语境的实践，才会有较为明晰的阶段性特征。 浪漫实证主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话语叙事，需要有一种实证的思想性的把握，同时，在特定的语境之中，对新世界的拥抱，少不了情绪和伦理性的贯注。新的时代要求每个人都注意到他自己的义务，认识和感受到他自己的义务。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和发现，真人真事式的新人物、新形象，成为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流行的时代文化的象征。对题材与真人真事的激情把握和要求非常突出。但是正如有评论家同时敏感地认识到的那样，题材还并不能决定一切“尽管题材怎样好，怎样真人真事……但如果它没有和作者底情绪融合，没有在作者底情绪世界里面溶解、凝晶，那你就既不能够把撮它，也不能够表现它的。”“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②电影创作因此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工农兵电影”叙事，新时代的电影作为一种典型的“象征形式”的生产，必然是和时代的国家话语和情感性以至伦理性认识联系在一起的。电影创作怎样将电影的国家意识形态性与完全创新的艺术性以及群众性结合起来，这构成非常重要的一致性。 建国后三大国营制片厂，也即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构成主导性的电影生产、创作组合与格局。受到一般观众欢迎的十几家私营电影厂也进行国有化改造。电影描绘的“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中国的，但同时亦可采取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的，古代的。外国的进步名著，须加以适当的改造；古代的历史故事，亦可以选择”。③这样的要求深具时代的意涵、特性。“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普遍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④电影作为新社会的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被视作政治主张和“工具”，要求赋予理性以实践力量。 1951年3月，全国20个城市举办了“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先后放映《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等20部影片以及少量的纪录片，其中人物传记片《刘胡兰》系真人真事影片，受到较高的评价。面对这种散发“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⑤的影片，观众观影热情高涨。到1952年，观众人次从两年前的4700万激增至5.6亿，1955年底，观众人次再度猛增到9.88亿。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左”的思想与压抑性氛围得到一定纠正和改变，电影创作者的理性的力量和积极性得到发挥，出现了《南岛风云》、《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鸡毛信》、《祖国的花朵》、《柳堡的故事》、《上甘岭》、《女篮5号》、《祝福》、《家》等影响较大的影片，主题、情感、题材、类型及其表现手法都得到进一步拓展，而《董存瑞》、《李时珍》、《宋景诗》这样的影片，作为人物传记片，从时代主体性中推导出来，融入到新中国电影创作实践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