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5-0098-06 谢晋，当代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异常激烈的否定之后，肯定谢晋电影的声音渐渐成为主流。然而，在什么层面上对谢晋电影加以肯定，作为电影史如何讲述谢晋电影的问题，似乎仍然有讨论的必要。 一、“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用于史上是否恰当 这一判定是汪晖发表于《电影艺术》1990年第2期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但却作为对谢晋电影的评价出现在电影史中①，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既然人们承认谢晋“文革”后的电影具有人道主义追求的明确特征，那么所提及的“政治”、“道德”和谢晋的人道主义表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谢晋电影中是将“道德”与“政治”（或“主流政治话语”）相互置换，抑或是道德成为与某种政治相抗衡的力量？如果是从汪晖原文的意义来使用“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显然属于前者，并且重点是放在“秘密”的揭示上——即最终合于“政治”。如此一来，人道主义的表达依据便成了问题。如果说谢晋电影中的“道德”是与那种非人性的政治相抗衡的力量，那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对谢晋电影的历史评价问题，难以逾越的正是“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生成的文化语境。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语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当时知识界的主流思想所左右，并成了中国电影和文化发展到今日的因由之一部分。艺术是在对历史和社会现实基础上的表达，抑或是虚化历史现实背景、偏重超然现实之外的主观感受的表达，最终的结果有着很大的差异。同样，对电影的文化评价以何种标准尺度来进行，结论自然也会花样繁多，难免会出现与文本南辕北辙的问题。余英时写于1988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十年间的知识界主流作了这样的描述：“西方文化主流中的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观念再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全面谴责中国文化传统和全面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似乎是当前的思想主调，这是不难理解的。”②这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民主、自由等观念，是否与中国文化处于完全排斥的状态，是否在完全清除中国传统文化之后才能得以进行。而对谢晋的批评恰好建立在预设的否定前提上，亦如余英时对当时大陆知识界的判断，即重新回到五四否定传统文化的原点，谢晋电影则被当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光大者，不幸被卷入一个时间段的文化否定漩涡之中。 在对谢晋电影提出强烈批评的文章中，呈现着一组明确的二元对立项：传统伦理——现代意识，情感扩张主义、煽情、陈旧美学、宗教传播——主体独立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③；认同传统（伦理、政治）——批评传统（伦理、政治）④。在这组二元对立项中，中国文化传统属于前者，谢晋和他的电影亦属此列。而后者对前者的批评，采取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绝对态度，甚至是以一种贴标签的方式风卷残云般地进行着。问题在于，谢晋电影，尤其是在经历了中国社会巨大政治动荡之后导演的“文革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是否真的缺乏主体独立意识、现代反思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这些概念该从怎样的角度去理解，是以一种自外的理论描述、借他者范本强求合一式的发问，还是从电影文本以及谢晋本人对既往一段历史的反思中去考量？如果是从后者展开思考，谢晋的三部影片恰好是主体独立意识、反思人格和科学理性精神的表达。所不同的是，谢晋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反思通过残酷的政治动荡时期落难者和普通人的生活加以表达，批评者们使用的却是国外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话语，话语在书面形式上具有不同一般的新颖和气势，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因而也更具有震撼性。 经过时间的沉淀，“二元对立”的倾向更多可以见出是在表明论者的某种知识分子立场和态度，但对谢晋的个人思想和一种成熟的中国电影形态却给予了巨大的扭曲。朱大可的文章把谢晋电影里的家庭比喻为“中世纪的小康之家”，并围绕家庭建构起一个幸福／惩罚的模式，李奕明的文章又将这一模式上升为性别／政治的层面，根据福柯的性别／政治理论，认为谢晋是采用结构配置的方法：“谢晋在对影片的历史表象进行角色分配的时候，是把女人分配给性，而把男人分配给政治”⑤。在这个性别／政治的结构框架中，女人又被称为地母，使男性的政治得以生命力旺盛，而男性政治和他旺盛的生命力为何必须否定？原因概始于：“只要社会政治权威话语中提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关系，谢晋的影片就提供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故事。”这样，“男性—政治—社会政治权威话语”的结构和所指关系就成为了对谢晋电影的一种解读。 汪晖的《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一文，将朱大可文章中的传统伦理和现代意识的对立加以理论化，并点明其背后的政治关系，完成了对谢晋电影“道德—政治”的结构描述，其中传统道德和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建构是“命令—服从”的模式。如果可以将此文和李奕明一文对照解读，谢晋显然处于“服从”的位置，自然，谢晋“传播”的道德是一种“服从”的道德。上述文章理论概括的高度以及理论资源的现代意识是明显的，其文化纠正的意图亦同样明确，但是，至少有两点在今天看来是明显成问题的，其一是对传统道德的窄化和根本否定，其二是将谢晋“文革”三部曲的社会话题完全淹没于政治话题，而对电影所表现出的“双声复调”现象未给与充分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