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堪称中国电影批评的黄金时代，尤其是继电影语言自觉、本体意识觉醒的形式主义批评或艺术批评潮流之后“文化批评”的风起云涌，更是蔚为壮观。虽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文化批评似渐趋衰落，但这种衰落有着复杂的原因。而如果开放性地来理解文化批评的话，则文化批评虽然落潮，但从未消失或落幕，只是范式、方向、视域等有了很大的转型，其方法、精神已成为今天电影批评的遗产、传统和有机组成。 理论批评界对电影文化批评的反思一直在进行，即使在兴盛之时。的确，当时的文化批评实践还难免于夹生之嫌，也有着泛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更有着总是以西方话语说自己的事的“话语恐慌”感。新中国电影60年或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种反思继续进行，而且渐趋激烈甚至不乏基本否定的看法。如陈山先生曾批评：“这个以西方的尊神命名的中国电影理论新秀的‘独立宣言’，公开声明与鲜活的一线创作剥离，走西方纯学院派电影理论之路。事实胜于雄辩，这样的理论‘独立’，不但丧失了由前辈电影理论家钟惦棐等一代人甚至用生命开创的建立中国原创电影美学的最好时机，也使得一部分富有才情的青年学者在电影观念极其活跃的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前夕集体退场。”① 无独有偶，世界电影理论界也涌动着一股对以文化批评为代表的“大理论”的反思潮流。美国著名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在一系列著述中对电影理论研究的“大理论”趋向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反思，在中国电影理论界“激起千层浪”。 所以当下电影理论批评界对电影批评的困惑、反思和希图重建，是一个中外皆然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重要问题。 本文结合对大卫·波德维尔的观点的反思，通过对80年代电影文化批评的客观分析和总结，结合当下电影批评的态势和新变，评价其成败得失及在当下电影批评建设中可能产生的价值和发挥的作用。 一、中国电影文化批评的必然性和历史功过 80年代中国电影文化批评风潮的崛起应该置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序列中去看。从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发展历程看，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电影批评经历了几个自然延续转换的重要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带有反思和清理地基的性质，关注电影本身的问题，讨论诸如电影与文学性（“电影就是文学”）、电影与戏剧性（“丢掉戏剧的拐杖”，“电影与戏剧离婚”）、电影语言现代化、“声音本体论”等问题，意在强调电影的语言本体、艺术本体等“电影性”问题。此间中国电影理论建设，“廓清自身的属性、功能及创造规范是当务之急”。②此一阶段的理论建设既是对“文革”以来自身问题反思的必然，也是对巴赞、克拉考尔等外来理论皈依（不乏误读）的结果。此间唯一与电影“本体”关系不大但意义深远的是从“娱乐电影”开始的关于电影的娱乐功能的“功能论”争议，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而夭折。 第二阶段则转入文化批评阶段。在此阶段，以中国经典电影文本（如《农奴》、《红旗谱》）、现象（如谢晋电影）、当代电影文本（如《红高粱》、《人·鬼·情》）为对象，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叙事理论、意识形态与主体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理论成为电影理论工作者上手的利器。 成绩是不容否定的——对一些经典电影的“重读”或换一种角度读而新意迭出。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正如杨远婴的反思：“若干年过去，这一理论现代化过程依然无法摆脱第三世界民族文化处境所面临的尴尬：借用西方话语，遭际忽视本土文化特性的指责；拒绝西方话语，又缺少一套独立的行业话语体系。”③但面对电影这样一个与传统相对而言较少关联的现代新型艺术或媒介，考虑到中国电影理论的薄弱，我们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历史是无法重来的。 从中国电影批评的发展历程来看，文化批评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应时应势的必然。80年代文化批评思潮的崛起之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仅仅把电影看做艺术或作品本文进行艺术或审美的批评已经远远不够，不能解决诸多迫切的现实问题。如关于“娱乐片”的讨论，就是一个超出艺术本体而主要关涉功能和受众甚至一部分关于电影的工业本性的争鸣探讨。这显露了电影观念重大转移的萌芽。 而朱大可的《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可谓集中体现了文化批评的优势和缺点。文章虽未标榜某一文化批评方法，但其思维、概括方式以及表述的理论观点，都无疑具有文化批评的特点。感觉敏锐、简洁、犀利、大胆，但又过度阐释，过于拔高电影的文化价值，使电影不胜负荷。但毫无疑问，其“一石激起千层浪”式的巨大冲击波正是电影批评的文化批评转向所带来的。 在这种情势之下，批评界的困惑不可避免。当时有不少理论工作者在面对张艺谋作品时感到了一种“方法论的苍白”：“我们无法找到适合于张艺谋电影的套子或框子，找不到衡器，也就无法确定衡量其价值的标准。”④“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理论框架和模式来相对完整地讨论张艺谋电影。美学批评？‘先锋／大众’对置模式？意识形态批评？‘作者电影’理论？精神分析学？生命哲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我们面对的是方法论的苍白，在八方搜寻、殚思竭虑之下亲身体验了认知视角和理解基点的失落所带来的困惑迷茫。”⑤ 这种困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艺谋电影转向，离开精英知识分子要求的那种艺术电影、“作者电影”越来越远的结果。 面对“艺术批评”、“形式批评”的失效，再加之电影外部环境的市场化、国际化趋势和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批评的崛起是势所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