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30日，一盏照亮世界影坛的“魔灯”熄灭了。英格玛·伯格曼在这一天与意大利的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同日谢世，对于电影史来说，这或许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20世纪50—70年代，伯格曼、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帕索里尼、特吕弗、戈达尔等电影作者，以及法国新浪潮等现代电影运动，共同缔造了电影史上迄今最深邃的艺术境界，而伯格曼正是这个电影时代的先导和核心人物。从1946年编导第一部作品开始，英格玛·伯格曼点亮了这盏电影的“魔灯”，长达半个多世纪，他将生活与生命的底片无遮拦地显影出来。在“魔灯”的烛照与反射下，伯格曼发现并呈现了自我，一个充溢欲望、困惑、痛苦与思考的生命存在；也透视出20世纪人类心灵的无限丰富性，尤其是人们灵魂里所潜藏的秘密。 伯格曼的这盏已逝的“魔灯”同样可以映衬出当代电影的新形象，在价值多元、影像普及的时代，在技术效果与商业运作日益成为电影主体的境遇下，伯格曼和他这样的电影作者存在的意义和可能性还有吗？伯格曼的“魔灯”所显影出的那些人类灵魂深处的“呼喊与细语”真的都消歇了，不再有意义吗？其实，作为电影制作者的伯格曼早已在80年代就基本隐退了，他离群索居于费罗岛，甚至拒绝到场领取戛纳电影节50周年庆典的纪念大奖——“棕榈的棕榈”，理由是“电影已经不属于他了”。尽管拥有无尽赞美与殊荣，但以他为主要标志的一场伟大的电影思潮毕竟无奈地落潮离去了。尽管一直不乏崇敬与模仿他的人，但他内在的气质与风格是无法复现的，这既关乎伯格曼个人，更与伯格曼所处的那个时代息息相关。 伯格曼和他的电影时代 考察电影史有多个维度，从技术进步、产业规模与市场运作层面看，当今电影无疑进入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高科技引领电影正在走向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自由境地，全球化概念也在深刻改变电影的存在样式与营销模式；从影像制作手段的便捷、影像思维的广泛普及层面看，包括伯格曼在内的许多现代电影大师所憧憬的“电影作者”时代已经到来，电影已经不再仅属于少数专业人士，“电影笔”式的影像自由书写已经成为现实；从电影所依存的更大的文化背景和受众心理看，多元化的世界观消解了伯格曼等大师们曾经建构起来的强大话语主导权，他们所建立的完整体系、严谨主题遇到了消费时代的严峻挑战，感性体悟取代理性反省、即时和现实性表述替代了超越性和整体性思考；但是，从表现社会与时代的深度与广度揭示人性与情感的丰富与深刻以及艺术个性与创造性层面看，伯格曼为代表的这个电影时代构成了人类艺术史的高峰。 仅从电影史的角度无法完整理解伯格曼的存在价值，伯格曼通过影像对20世纪的人类文明和生命存在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特别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社会心理与情感做出了鞭辟入里的折射，因而，伯格曼以电影的方式参与了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与精神现象史的梳理总结，其作品成为特定时代的形象写真。伯格曼所涉及的艺术领域也超越了电影范围，他一生热爱和从事戏剧事业，曾风趣地表述自己“是个犯了重婚罪的人”，“戏剧是我忠贞的妻子”，“电影，是我最大的艳遇”和“骄奢的情人”。尽管伯格曼明确表明，在他看来，戏剧与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介质载体，但跨界艺术的双重创造，戏剧的严谨和张力与电影的质感和隐喻能够彼此相协，特别是在伯格曼最为简约的电影画面中常常蕴含着巨大的心理戏剧性，他所选择的演员及他对演员的控制都是一流的。伯格曼的自传作品《魔灯》及发表的一系列电影剧本也具有丰盈的文学魅力。更重要的是，伯格曼的电影作品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学、音乐等信息，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来自北欧风物、欧洲大陆和瑞典本土电影传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伯格曼也是一个创立电影叙事文体的作者，他在电影意识流手法、室内心理剧类型、黑白影像处理、特写长镜头运用，以及隐喻象征的深层镜语结构等方面都有着杰出的贡献。 因而，伯格曼可视为是20世纪“文艺复兴巨人式”的电影作者。以60年代为中界线的20世纪中期是电影史上最具艺术创造性和艺术深度的时期，这个特定时代不只是出现了一位伯格曼，而是集中涌现了前文所述的安东尼奥尼等一系列电影作者。这个时代的电影艺术以其丰富性和革新精神类似于西方艺术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批如达·芬奇这样具有多样杰出才能的文化艺术巨匠喷薄而出，深刻地改写着艺术史。伯格曼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但是也应看到，20世纪极具动荡变化，西方导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动摇和摧毁了其传统的价值与秩序，其社会形态和文化思潮经历了巨大变革。60年代是一个分界岭，伯格曼等这样一批电影大师恰逢这个过渡时期，顺应时代需要而产生了。他们的叙事主题超越电影情节层面而与时代变革密切相关，其艺术风格也具有背离或反叛传统的特点；但经历了60年代的躁动混乱之后，西方逐渐进入到一个新的稳定秩序，一个以高度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时代，艺术的生存与成长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伯格曼等现代电影作者的叙事主题逐渐变得无所归依了，尽管其核心价值犹在，但不可能再如“文艺复兴运动”那样集中爆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