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物馆和纪录片里，我们得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向来是沉重而压抑的，宛如一场梦魇。但在《南京！南京！》中，这惨绝人寰的历史一幕却第一次带给我们一种视觉的美感。在死寂的天空和烧焦的废墟之间，南京城正在遭受疯狂的屠杀，但这座浸在血泊中的城市，仍然遍布着日常生活的点滴之美。唐小妹在难民营教孩子唱越剧，不谙世事的小孩们纷纷翘起兰花指，跟着她咿咿呀呀地唱；娃娃兵争分夺秒，在战火间歇拉起黄包车做游戏，童真在最窄的缝隙里也能生根发芽；劫后余生的小豆子走在山花烂漫的山坡上，吹起轻盈的蒲公英……用导演陆川的话来说，这些场景甚至有一种“梦幻感”。 《南京！南京！》是一部黑白片，在这个颜色过剩的时代，黑白单色反而给人以陌生化的冲击力。黑白也帮助陆川有效地处理了大量的鲜血。在黑白的镜头里，血会变成深色，而不再是给人强烈刺激的红色。且不论黑白是否成就了陆川所期望的“仪式感”，但至少这一色调并没能带给人一种逼真的感觉。比起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纪实照片，《南京！南京！》的画面显得过于干净、光滑，形式的美在某种程度上缓释了杀戮本身所造成的震惊和创痛。黑白镜头将观众和历史拉开一定的距离，制造出一种简洁、纯粹的效果，同时也将观众放在一个相对冷静、安全的观影位置上。 可是，从这个位置望去，这“美感”的含义就不免变得暧昧起来。影片中的群众演员都经过了精挑细选，群像中一张张中国人的面孔特写的确美丽、俊朗，饱满地占据着银幕，小豆子的眼睫毛甚至在阳光里闪闪发光，让观众产生了温柔的触动。但尴尬的是，我们发现日本兵的面孔也不可谓不美。角川英俊，伊田魁梧，正在杀戮和强奸的日本兵，他们的面孔全都青春逼人，棱角分明。这让我们想起费里尼说过的一句话：“所有的脸都正确无误！”让人更感别扭的是被许多人称道的挹江门屠杀那场戏，成千上万的身体在枪声里有节奏地次第倒下，镜头跟随江边的日本军官的视角而拉升，由平视升到俯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布满了中国人尸体的全景，江面阔大，黄沙满地。那样一种雄壮、悲凉的美，令人不禁联想到为纳粹所热爱的瓦格纳的音乐。“强暴”作为电影中反复被强调的重头戏，也有着同样的效果。慰安妇们在日军的兽性摧残下悲惨死去，当一具具洁白的女性裸体被抬到板车上，那种缓缓落下的姿态伤感而富有诗意，让人油然生出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它混合着感伤、怜悯以及其他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通过角川的目光，我们从堆叠的女尸中辨认出了小江，她的脚腕上还系着那条带小铃铛的红绳。角川对小江有特别的印象，因为她长得像自己所爱慕的日本军妓百合子。在这个年轻士兵的人生中，百合子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混合着糖块的甜味和清酒里“家乡的味道”，代表了一次刻骨铭心的青春体验。在那一瞬间，我们的目光追随着角川惊诧而忧郁的神情，似乎和他分享了同一种夹杂着惊讶、悔恨和青春伤感的情感。在此刻，日本妇女和中国妇女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角川也是。因为角川的怜悯，我们甚至连带着怜悯了角川。 在那场日军祭祀仪式中，这种奇怪的感觉达到了顶峰。日军祭祀仪式曾经像神启一般出现在陆川的梦境里，最后化为他埋在心里的电影内核：祭祀的舞蹈整齐雄壮，鼓声热烈密集，在具有强烈煽动性的仪式里，每个观众都似乎被一种令人战栗的法西斯精神所感召。陆川有意识地舍弃了过于残酷的视觉影像，而选择了仪式化的肃穆。这场戏的确足够震撼，它甚至令人想到《意志的胜利》中的某些经典场面。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场戏视为法西斯美学的某种表征，但必须承认它同样是以盛大庆典的形式表现了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在人和物的大量集聚中，你能够感受到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存在。在狂欢中，个人的痛苦获得了宣泄，而死亡也藉由肃穆的仪式而染上一层森然的美。但这种美却让我毛骨悚然，我感到自己未必不是在无意中透过摄像机的镜头，分享了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快感。 在惊悚中我禁不住要问自己：我到底该怎样看《南京！南京！》？当我安全地坐在电影院里，观看一段七十年前的灾难历史时，该怎么面对这些人的痛苦和抗争？对我来说，看《南京！南京！》，和看《辛德勒的名单》或者《钢琴家》这样的影片，究竟有何区别？我该怀着怎样的心情观看银幕上重现的南京大屠杀呢？恐惧、怜悯、同情、理解，还是屈辱、愤怒乃至仇恨？究竟哪种感觉是正当的，并且需要我挑选出来进行记忆的加固？在我随着角川目击了一场大屠杀之后，角川的视角却让这个看电影的“我”开始崩溃，并怀疑起自己来。 也许《南京！南京！》最有意义的地方，正是它能让“我”产生这种不安。这个看《南京！南京！》的“我”，是一个现代中国人，但这个“我”却并不那么可靠。这个“我”在此之前看过更多血腥暴力的影像，被日本恐怖片过度惊吓过，也被好莱坞灾难片狂轰滥炸过。在影像的过度刺激下，这个“我”可能已经变得麻木，对于“我”，残暴和恐惧可能只是一堆杂乱的图像和声音，它们没有历史，没有时间，只是一些散落在具体历史之外的碎片。也许在一分钟前，“我”还在翻看一份花花绿绿的时尚杂志，欣赏一张张漂亮得宛如面具一般的脸，而后“我”便坐在了电影院里，观看那一张张已经牺牲的中国人的脸。在切断了和历史的连通之后，“我”对战争不再有切肤之痛，反倒会有一种荒诞的感觉，这种荒诞感甚至会烙刻在“我”对南京大屠杀的整个记忆之上。似乎并不能将这一切都归咎于陆川，但无法否认的是，他那种貌似中立客观、不带立场的镜头语言，根本不能帮助“我”返回真实的历史场域，促使“我”进行深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