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化未必是中国电影创作出路

      在新中国电影即将跨过60华诞的时候，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其中，如何看待以往的创作得失，怎样发展新一个甲子的电影艺术，的确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分析的。按照市场规则，能不能找到具有可资仿效的发展之路和成熟标准，是产业性规则化能否实现的要素。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无法回避：如何判断中国电影的类型和样式问题。

      已经听到许多人基于建立在现代市场化基础上和借鉴好莱坞创作，而呼喊出来的所谓对于电影要“类型化”要求；也有不少人认为只有类型化才能更好发展中国电影。这种以好莱坞为基础提出的发展要求，的确有探究的必要。事实上，我们的创作并不以类型片创作为目标，在长期的计划经济背景下，新中国电影的类型片基本不存在，原因在于类型片是商业创作的基本对象而并不为中国电影的实践所垂爱。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市场经济改变了电影的生存背景，按道理类型片也应该有所成就，但相对类型样式创作的出现(比如喜剧创作这样的审美样式，农村片这样的题材类型，战争片这样的表现对象样式等)，中国电影实在没有出现西方式概念的类型片。这是思考的出发点。

      不言而喻，设立类型和样式的思考命题是十分有思考价值和意义的。但未必结论就是必然会实现类型的成立。就中国电影本土传统而言，类型样式的思考应当建立在下述判断基础上，即新中国电影有可归类的类型，但基本没有类型片；只能在自然创作中形成中国电影的艺术表达类型，而不应该强制倡导类型化。

      我们往往美好地预计出一种他人已有模式下的自我想象，以为他人成功的必然是我们的方向，由此忽略了自身独特的成熟经验。对于类型问题需要关注其成立的内在和外在条件，由此才可能构成类型的创造和确立。

      类型创造有两个重要的背景，其一是：类型和样式一般是产业发展与工业操作的产物，它的存在依附于比较成熟的商业模式。于是，在谈不上产业的时候电影其实无从谈起类型的建立，类型需要商业动机的推动和可以大规模仿制的条件，在中国电影的初期阶段，因为商业原因而出现比较明显的武侠创作，这是成就于内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武侠传统的悠远性和武术在国人心目中的现实存在，同时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难以把握自身的生存困境导致对于侠行义举的期望心理，都给予武侠片受众接受以必要基础。而当时电影创作的急功近利的商业市场的混乱，使得武侠创作的收入回报成为诱饵，在《火烧红莲寺》带动的热潮中，固然造就了泛滥的局面，却也成就了延续几十年的中国唯一的武侠片类型。在这里，商业要素毋庸置疑，就是内容支撑也还有实在的原因。即侠说义举是中国兴盛不衰的民间文学传统，并且也逐渐成为百姓心理情感的某种寄托物，于是古事今事的背景下，都可以借某种不受现世法则理规束缚的超凡人物来主持正义、惩富济贫、慰藉人心。复仇比武、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等是其表现的主题。这里有商业娱乐热衷的因素，因此打斗的情节必不可少，但也有显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义必胜的主题，显然是观赏的需要与大众心理的期望。武侠片中总有一位行侠仗义的高手，不记功名，来去无踪但关键时刻则挺身而出，化解危难。由此，在混乱的年代中，武侠片的主人公就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无论性别若何，但一般都是历经磨难而终成超凡之人，也是百姓内心幻象的投影。侠士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总能惩治邪恶，救民于水火之中，绝对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望。为了表现“侠”的肝胆真义，武侠片中常常是男女主人公经过相识，而由感恩而生爱意，却在事件圆满了结之时，终以侠士为大义而禁欲的情感无由成正果来做告结，又可以给予嗟叹再三的机缘。

      除了商业市场追求推动外，类型另外的一个构成条件是潜在的文化传统自然形成的创作重复率，诸如20年代开始显现的中国电影的伦理道德传统创作模式，就是因为东方传统文化和道德要求，在关涉家庭人伦的关系时，很容易成就固定的模式，诸如孝悌仁爱的观念要求和对于违背此举而造就的悲剧的演绎故事，从中国电影早期的《儿孙福》到改革开放之后实现最大受众群的《喜盈门》，实际上都是在这一内涵上构成类型联系的创作。

      综上所论，类型的复杂性在于不是想当然就可以创造类型的。而样式的概念则较为宽泛。如果说，通俗的类型理解可以看成是：归类而成型，则样式就是接近某种模样而为式样了。但无论类型还是样式都有其标准型，具有机械性，是依据商业动机试图批量生产，还是等待创作多样化中寻求接近的东西归纳成为模式，都取决于目的性。但显而易见，类型样式的意义还是多落脚在寻求批量操作目的上的。

      对于类型和样式的研究的意义在于适当的时机：新中国电影历经60年，创作了几千部故事片，成绩有目共睹，时至今日，中国电影的相对兴旺局面使得我们可以较为客观地看待自身的特点。必须承认，在中国电影的发展中，本土创作观念和研究理论把握都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创作依据题材度量而不是类型来左右，和研究依据内容表现来判断而不是商业情态来论说，从这里入手判断中国电影的得失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在好莱坞，类型电影是相当明确的认识，无论是警匪犯罪片、西部片、科幻片、歌舞片等等，其着眼点更多在形态操作有效性和评价针对性，作为和制片厂制度、明星制、制片人制度相适应的商业运行逻辑，好莱坞电影建立了务实的操作体制和评价方式并行之有效，在围绕商业市场运行上占据了世界电影的主导地位。

      新中国电影显然自有创作和认知体系，在新中国电影建立之后，立足于国有行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操作模式不同于西方，注重内容表现关系的创作和评价成为中国电影明显特点，社会学意义上创作、艺术审美感知上的判断构成和商业类型创作不尽一致的创作走向。新中国电影的生存依据长期源于自身的社会体制和发展环境，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变化的背景中依然没有全盘仿照西方模式加以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得失若何则是需要细细分析，但自有特色不能忽视。我们已经到了不必要一味仿效西方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时候，可以不急着为追慕好莱坞的步伐和功利主义急急忙忙赶路，去舍弃自己特色而屈就他人的时候了！在现时强调这一点确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