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屠杀：罪责思考与艺术呈现

      故事的无逻辑讲述与反语言冲动

      报载电影《南京！南京！》已经取得了超过1.6亿的票房，说明这部影片宣传成功，发行有力。我更注意的是，这大致说明它比较符合我们当下的主导价值观和艺术趣味。同时，我们也在网络和报刊上看到对这个作品有许多政治理念和艺术趣味上的不同看法。有一些愤怒的声音说这部影片不尊重历史、“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这个说法，还有些极端表达跟批评《色·戒》时候的语言相似：“汉奸”、“卖国”。我十分不喜欢这种用挥舞政治棍棒来替代语言交流的批评方式。从影片的艺术文本来考察，我看不出它哪里有卖国当汉奸的意思，本片的艺术文本和宣传语言都显示出陆川导演是一位十分爱国的青年导演，这种爱国情怀从他2002年高调严肃批评独立电影，呼吁那些自己前往国际电影节的导演“给正经导演留点生存空间”也能够看出。

      我不喜欢《南京！南京！》，觉得它有很大的毛病，但是，它的巨大毛病不在于不尊重历史，而是不尊重故事。在剧情片的创作观赏这个游戏中，我们是从故事进入来观看世界的，我们是从故事里面进入世界的，我们是躲在故事背后对世界发言的。当然，实验电影另作一说。我们当然能够成功地在电影中陈述我们的历史研究，表达我们的政治态度，呈现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但是我们要完成这一切都必须要通过故事。我们首先、最后、最重要的是要编织一个好看的故事。这是创作者与观众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这是电影广告或者宣传词上出现“故事片”三个字以后的非书面合同条款。就我听到的反映，许多不喜欢这个作品的人最主要的负面评价是散乱，抓不着它要讲什么。一个电影学院文学系的青年教师跟我说感觉这部影片有100分钟是预告片，崔卫平教授的文章也认为它的价值观和叙事都显得混乱。引用这些说法是因为这也是我对这部影片的主要不满之处，它的故事显得叙事视点处理混杂、跳跃而混乱，人物行为逻辑难以追寻，主题意念离散。

      影片使用的其实是一种全知视点，或者说叫做上帝的视点，因为故事的叙述视点是在日本士兵角川和陆剑雄、唐先生、小豆子、拉贝先生多人之间跳跃。但是，影片中日本士兵角川的叙事线索是唯一较为连贯的，他的行动还算有所发展变化。也许因为如此，许多观众都觉得影片是从角川的视点出发来讲述故事的。但是，即使是这个较为完整的叙事出发点构成的故事也是断裂的、虚化的。撇开对这个角色的罪责思考和用叙事为他做替代性反思的分析，仅从剧作上来说，我总觉得角川走不到那一步。这个人物没有写出个性，比较概念化，我们只知道他大约是个基督徒，有个会做酱汤的妈妈。开玩笑地说，角川几乎是个活雷锋，他在这样的屠杀中没有主动杀过人。由于角川的人物形象比较虚，他突然转变到释放中国人，进而自杀，这就让我这种崇尚故事和人物行动逻辑的人觉得不像。没有写出人在具体境遇下的具体性格特征就让他做出这样大的动作不容易取得我的认同。角川对准自己脑袋开的那一枪其实是打死了导演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一位看过本片的日本朋友在跟我聊天时说道，日本人的自杀是一种很仪式的选择、一种很认真地对自己生命的表态，他感觉电影中的角川不会自杀。角川的形象脆弱，故而他的这个故事线索就太纤细、纤弱，托不起全片的屠杀事件。

      

      在影片的许多地方，我找不到人物行动的统一性逻辑。陆剑雄由本片最大的明星扮演，从故事看也是最为主要的英雄人物了。这个人物带领着少年士兵小豆子和其他士兵英勇抵抗侵略者，在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屠杀时还高呼口号“中国万岁”、“中国不能亡”。按照这个口号和前面的英勇抵抗行动，按照导演宣称的影片意义“南京是抵抗至最后一颗子弹的英雄城市”，陆剑雄在被俘后很可能会有笑饮强盗血的行动，他应该会抵抗致死而不是简单喊出一两句口号。如果没有具体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动机，一些豪言壮语和口号就会像口水粘在墙上的标语，很容易随风飘去。网友胤祥描述了他的观影体验：“我感到导演把我的认同引向日本人一方，看到30分钟的时候我还在想，怎么还打不下来？然后才发现，我应该认同的是中国一方”，这位学习电影专业的网友分析，这种认同混乱是由于本片“勇敢的”叙事策略造成的。

      唐先生向日本侵略军告密，手上粘了同胞的血，是个货真价实的汉奸。导演后面写了他自己的女儿被日本士兵随意地扔下楼，叙事上安排的人物遭遇这个灾难会给人物造成巨大的转变。但是，这里叙事生产出的人物内心动力应该是对日本士兵的仇恨或者恐惧。而替换同事是一个舍己救人的高尚行动，我在这前后事变和人物行动之间看不到一种叙事动力的承接和因果关系的逻辑联系。

      在故事处理唐先生与日本士兵的过程中，我在日本人身上也看不到叙事所需要的常情常理统一性。日本士兵因为什么要枪毙唐先生？他离开了安全区就冒犯了日本兵吗？更不用说唐先生还是曾经向他们告密的有功之臣。安排日本兵随意枪杀唐先生跟日本士兵允许安全区的女人出去领出自己的男人逻辑不一致。

      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从中引出丰富的哲理思考和对人性诸多角度的挖掘，引出对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的诸多历史反思和经验教训。但是，就我对电影叙事比较陈腐、守旧的认识来说，我们在拍摄一部故事片时应该找到一个集中探索、挖掘的境遇，探索主要人物在这种具体的境遇中的选择，从中凸显出一个主题意念。中国古代李渔的戏剧学说“剪头绪、立主脑”也有就一件事讲出一个意思的戏剧理想。我从这部影片的故事没能找到它探索的主旨在哪里，从故事构建到导演的宣传阐释来看，《南京！南京！》讲了很多主题。它讲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自责和用自杀来救赎自己的灵魂？抑或它要我们看到“南京是一座抵抗到最后一颗子弹的英雄城市”？①也许，如导演阐释的那样：“小豆子可以看作是电影的精神主线，他的生命从被刘烨保护下来，到安全区中被小江换取，再到最终被角川释放……小豆子让大家感觉到，即使在当时南京这个死亡的城市，生命也可以得到挽救，会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或许，我们从唐先生的变化中会得到启示：一个粘了同胞鲜血的汉奸告密者会被血的事实教育后升华为舍己救人的英雄？我们从姜老师充满抒情意味地翻译拉贝先生的言词中得知影片的另一个重大的、抒情化的意旨：那些主动献出自己的中国妇女是崇高的，因为她们为安全区换来了过冬的粮食衣物和煤。或许，影片是为了补充一些普通观众对德国人拉贝的知识欠缺，击碎笼罩在这个维持安全区、挽救了20万中国人头上的光环？陆川至少有一个意念在影片和宣传中是表达得较为清晰的：“作为中国导演，就觉得‘南京大屠杀’归根结底是中国和日本的事儿，拉贝虽然有份，但半道就走了；而且中华民族多少年来起起伏伏，哪次是外国人救了我们？如今《拉贝日记》要树立的是德国人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要在纳粹党旗下受庇护、末了还得为你的感恩去付钱、你每60块钱的票里30块就去了德国。”②只不过，这种清晰、强有力的意念并未经由故事的讲述表现出来，拉贝为什么要被表现得那样不堪？他对那些经他保护而得以延续生命的人有什么愧疚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让他要长跪不起？陆川导演说：“他是纳粹，是中国的第三方，不是当事者，在屠杀开始之后两周他就带着20箱中国文物颠簸。”③扯开故事讲述说一句我的理念，只要拉贝救过一个中国人的性命，我就情愿让他带着20箱或者200箱中国的文物走掉，还不管他是买来的还是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