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上半年的中国电影，无疑是属于《南京！南京！》的。4月22日影片上档的第一天，全国票房就高达900万人民币。此后更是一路暴涨，十天之后便轻松突破了亿元大关，直接将向来拍片“叫好不叫座”的导演陆川，保送进了大陆电影圈的“亿元俱乐部”。 以华语影片不常见的摧枯拉朽之势，《南京！南京！》完成了它的表演时间。但与之伴随而来的巨大争议，却并未因此停歇。一方面是主流媒体“爱国主义”的定位性评价和全国红军小学指定影片的“殊荣”；另一方面，却是“为军国主义招魂”、“为侵略者脱罪”的痛骂与指责。几乎影片所涉及到的每个层面，都有不同的意见在激烈交锋。而作为历史题材电影最关键的历史观，则承受了最为广泛的质疑。 如此众声喧哗的复杂局面和两年前被各种对立言论环绕的《色·戒》颇为类似。《南京！南京！》所制造的话语狂欢，也不可避免的如《色·戒》一般，将电影演变成了一个文化的“超级文本”。在对这个超级文本的关注中，艺术本身退避到了次要的位置。我们通过电影看见的，是历史真假难辨的模糊面容，是文艺对商业和政治的抉择与退让。更为重要的是，能看见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精神症候。 一、角川：虚构的真相 City of Life and Death，这是《南京！南京！》的英文片名。显然导演陆川希望借中国现代史上最惨痛的血腥记忆，来思考生与死的大命题。正如他自己多次强调的，拍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呈现南京这座城市曾遭受的苦难，而是要探寻“大屠杀背后的人类普适价值”①。影片因此抛开了战士、难民和受害者这样常见的角色，将一个沉默内省的侵华日本兵定位为主角，力图以新的眼光来发掘战争与人性的关系。 应当说，这份挑战的野心并没有错。尤其是因为事件本身的敏感和沉重，南京大屠杀的真实一面，始终隐藏在深深迷雾之中。例如：向来纪律严明的日军如此肆无忌惮的暴行，仅仅是侵略者对被占领城市的习惯性血洗，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动机？中国军队放弃抵抗、让出首都的原因究竟是打不过，还是战略性撤退？城市被占领后南京市民的生活，除了被害和逃亡，是否还有另外的形态？面对这些难解的谜团与疑问，无论以什么方式尝试揭开历史的帷幕，再现过往的真相，都是值得鼓励和赞许的。 令人遗憾的是，如此有想法的立意，却被导演以极不明智的叙事方式彻底消解。而影片最大的纰漏，也正出在这个陆川最得意的“日本兵视角”上。即使最为持平的观众，可能也很难理解，身为庞大战争机器上一颗螺钉的角川，为何会独自对战争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从影片的叙事过程来看，对妓女百合子的依恋和对姜淑云的痛惜只是偶然的情感触因，更深层的缘由，在于角川与其他日本士兵不同的教育和宗教背景。由于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和熏陶，对烧杀抢掠的现实不满而有所自省，这是影片为角川构建的基本逻辑。 侵华日本兵中也有讲文明的，而会说英语的日本兵比同伴更文明，这个观点其实并非陆川的独到发现。当年南京安全区的外籍牧师们，就曾赞许“有个别士兵和军官表现得如同不致玷污其职业与帝国的绅士”②。比影片中给孩子发糖示好更进一步，几个日本兵曾在1938年元月，主动给金陵大学送去了100斤土豆和一些牛肉，作为给中国人的新年礼物。③另一位“会说英语、比较正派”的日军上校，曾下令为中国伤员松绑。④陆川自己也说过，是《魏特琳日记》中的这段记载，改变了他对日本军人“嗜血狂魔”的最初印象：“今天上午，我正想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这时来了4个日本人：1个军官，3个士兵。其中一个士兵会讲英语，他说他在神户的教会学校读过书。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不是，但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的两个孩子也上教会学校。他为军官做翻译，他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并希望情况很快会好转。”⑤这个“会讲英语”、“在教会学校读过书”的日本士兵，显然就是影片中角川的原型。 然而，这依然不能解释角川的觉醒和自杀。在庞大的日军侵华部队中，找出几个对战争的残酷有所不满的人是很容易的，但从全副武装、杀入南京的“皇军”，到痛苦不堪、饮弹自尽的殉道者之间，实在有着太宽阔的鸿沟，很难用一句“人性之常”便将其填平。“我只想最大限度的去逼近真实”，这是陆川多次为角川作出的解释。但令人深感疑惑的是，在血淋淋的屠城惨案发生的那些日子里，可曾真有哪怕一位日本兵，因为灵魂的强烈震撼而放弃生命，寻求救赎？ 陆川曾自得地表示，相较于拍摄同类题材的其他导演，自己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看了特别多的日本兵的日记”，而角川的形象“就是根据多个日本兵的日记综合而成的”。⑥据研究抗战史的专家提供的资料，现已出版的侵华日军日记主要有两类：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个人日记，如《东史郎日记》、《高岛市良日记》和《小原孝太郎日记》等；以及由日本学者及相关组织汇编而成的多人日记合集，如《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日记在出版时，绝大部分都保持了原貌，未对内容进行删改，只有个别篇章隐去了当事人的姓名，或者添加了解释性的注脚。⑦这些日记中关涉南京大屠杀的部分，撰写者分布在日本华中方面军的所有参战部队中，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皆有，应当说是南京城破前后日军心态最为真实的记录。除此之外，一部分日本随军记者和作家，也以回忆录和小说等形式，记录了他们在南京的所见所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