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549(2009)02-029-09 家族题材电视剧是电视剧创作中以家族母题作为审美表现对象，以三代及以上的大家族兴衰变迁作为叙事主干，以家族成员及家族间的关系作为叙事焦点，在家族史、民族史、个人史三者的交汇点上以家族命运反映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长篇镜像叙事艺术。中国家族题材电视剧进入21世纪开始崛起和繁荣。随着家族题材剧生产的大量增加，家族题材剧中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最突出的是价值失范导致的创作观念错乱以及叙事失度。这些问题的产生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既有创作主体自身的问题，也有媒介和剧种特性的限制，还有消费社会语境的影响。本文将在现代性的批判视野中对其进行考察。 一、“宅门文化”观：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失落 家族题材剧既然以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单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体家族作为叙事的对象，那么就必然离不开对家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判断，离不开对因家族而形成的家族文化的认知态度。这种价值判断和认知态度是对历史发展趋向的一种评价，它肯定社会的全面进步，批判对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的力量。同时，家族题材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但要对历史理性做出肯定性的价值判断，也要对历史中的人物给予深刻的人文关怀。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取向，应该是“历史理性的、人文关怀的和艺术本体三者的辩证统一”，[1]以此来观察家族题材剧，我们发现它在精神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在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并没有取得平衡，反而在有些作品中还出现了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匮乏。 “宅门文化”作为一个概念被明确提出，源于《大宅门》的编剧、导演郭宝昌，他认为电视剧《大宅门》“跟任何一部电视剧都不同。它是通过人物来表现一种宅门文化，通过化妆、道具、人物、语言及所有的环境氛围来体现一种特殊文化，我觉得在以前没有过，与别的剧本也不一样”。“宅门文化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外国没有，‘文革’以后完全消失。它体现出来的东西独具特色，不雷同于过去任何豪门的、显贵的、官宦的或平民的，它吸收了很多皇家的东西，又具备了浓厚的民间色彩，是两者的结合，所以这些人物很特殊，你除了感到一种贵族气，也感到一种平民气，这两种文化的交合才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2](P.1)有人对此展开论述，认为“宅门文化”具有“庄重和谐、雅俗共赏、闲适自在”的特点，并认为，“宅门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因而也是一种跨时代的文化，一种世界性文化，是历史留给北京和世界的一笔宝贵文化财富”。[3]果真是这样吗？所谓由皇家的贵族气息和浓厚的民间色彩与平民气相结合的“宅门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呢？ 郭宝昌多次表示，《大宅门》写的就是同仁堂，白景琦的原型就是他的养父——同仁堂的董事长乐镜宇，白玉婷的原型是他的十二姑，三爷白颖宇和二奶奶白文氏则是几个原型的综合。既有历史原型和生活体验，又有长期的艺术准备，以中国百年老店同仁堂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宅门》表现了从清末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侧面，背景跨度很大，理应给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一个框架。然而，电视剧却在主题和情节中更多选择了血亲复仇、家庭争斗、妻妾成群以及破败家庭这样一些在其他家族题材作品中司空见惯的手段和场面，将注意力放在家族斗、官场斗、商场斗、妻妾斗等纠葛上。由于过多罗列家族陈年往事的纷纭表象，《大宅门》深层次的文化背景显然没有被揭示出来，同时也没有从新的文化视角对家族兴衰史进行重新梳理和筛选。就其描写和刻画来讲，无论是两姓之家的世代恩怨、家族成员间的钩心斗角，还是对官场商场的尔虞我诈、行贿受贿；无论是描写二奶奶工于心计、杨九红歇斯底里的报复，还是白景琦在官商之中的周旋，平心而论，也可算入木三分。这些东西都可以写，关键是思想把握的深度，创作者以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和精神追求来看待这些东西。将这些体现封建社会负面价值的图画罗列在一起，而且沿袭着一种陈旧的历史观和文化观以把玩的心态进行艺术表现，这在文化意义上是陈旧与肤浅的。 在巴金的《家·春·秋》里，不但描写了旧式家族内外的斗争，而且通过家族不可避免的破败，预示了新生力量孕育的必然性。《大宅门》所展示的“宅门文化”，除了以玩味赞赏的姿态表达对封建腐朽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认同，对资本即银子力量的称颂外，实在看不到中国医药文化的踪迹，看不到同仁堂那种“炮制虽繁却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高尚医风，更难看到百年来中国医药人在国运衰微国难当头时表现出的民族精神。有学者批评道：“《大宅门》里的人物和故事，还有环境和氛围，都不是和历史的变故、时代的悲欢形影相随、声息与共的。看起来，似乎也有一些历史的印记，却没有那种生气灌注的历史沧桑感，在文化上也没有它应该凝聚的历史厚重感”，[4](P.165)“创作者们只是封闭在白氏家族的大宅门里絮絮叨叨诉说着家族成员们的一己的悲欢，并将这悲欢就看着了全世界”，“暴露了它对封建文化的一种崇拜和宣扬”。[4](P.166) 家族题材剧中这种将家族文化降格为宅门文化的潮流，很容易让创作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宅门内部的世事纷争和爱恨情仇中，去挖掘宅门深处那些能刺激人原始欲望的离奇故事，忘却家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单元和文化承载体的多元丰富性和深刻的复杂性，忘记掉文艺作品对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追求，丧失掉应有的批判反思意识，从而堕入庸俗化的泥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