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华语电影的地图

      

      一、语言与电影

      有时华语电影(Chinese-language cinema)与中国电影(Chinese cinema)同义，当民族国家的边界与语言一致，比如在中国境内生产并发行的普通话电影(Mandarin-language film)；而在另一些时候，华语电影并不等同于中国电影，比如新加坡、好莱坞等国家、地区制作的使用华语的电影。同时，也存在一些不是在中国境内生产、也不是由中国生产的跨国华语电影，这些影片由各种外来资金投资，并且主要是在国际电影市场中发行。因此，华语电影是一个更加具有涵盖性的范畴，包含了各种与华语相关的本土的、民族的、地区的、跨国的、离散的(diasporic)和全球性的电影。语言与民族之间的不对等性与非对称性，表明当今世界华人在身体政治与文化连同方面既有联系和统一，也有断裂和碎片。

      在这一点上，重返本尼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把国族观念当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fy)这一表述是有帮助的。安德森强调语言在民族主义的起源和传播方面的重要性。对他来说，“印刷语言提供了国族意识的基础”①。如果说印刷语言在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发挥了历史性的关键作用，那么就不能低估20世纪初以来电影在维系和重塑民族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国家(nationhood)／国族主义(nationalism)在历史形成阶段之后，随着时间流逝需要不断被重新塑造。尽管现代民族国家在领土方面已经固定，但“人工制作、发明和社会运作的因素”仍然在国族建构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②电影越来越重要地参与了“国族的发生”。

      西欧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早于在20世纪转折期出现的电影，因此印刷语言（小说、报纸）在18和19世纪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电影的发展是大体同步的。同时，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赢得独立是在电影出现数十年之后。在非洲，欧斯曼·森比尼(Ousmane Sembene)的电影是教育不识字的大众百姓的“夜校”。而在建国早期，中国政府定期派遣放映员到没有电影院的偏远山村放映电影。这样，电影文化的传播远远超出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范围，在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建构工程中，电影既用来娱乐百姓，同时也是教育人民的有效工具。在当今的全球媒介时代中，人们看电影和电视至少跟读小说和报纸的时间同样多。

      电影作为语言和电影中的语言这两个问题必须仔细考察。首先，电影自身是一种特殊的象征性语言，一个符号系统，一个表征传达的媒介和一种视听技术。③正因为如此，电影通过一种图像、象征符号、声音和表演等的艺术综合，来保留、更新和创造一种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性感觉。这样每一次在电影放映中，民族国家都重新被表演、展现、表征、叙述出来。

      第二，语言或者电影中的语言这一问题是尤其重要的。华语使用者——跟华语电影一样——覆盖了广阔的范围，从中国大陆延伸到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独立的城市国家的新加坡、东南亚华人人口（马来西亚等）、美国的亚—美华人社群和遍布全世界的华人移民。

      如果说语言部分地带来了中华民族的联合统一、或者更广泛地来说在海外离散华人中带来了一种中华性感受(a sense of Chineseness)，那么它也是一种充满张力与论争的力量。我们知道，国语（普通话，北京方言）被指定为大陆和台湾的官方语言，然而还有众多数量的华语方言被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移民使用。不同的方言构成了有区别的言语文体，以一种多种语言并存状态共存。有时这些方言在一种活泼、嘈杂然而平和的气氛中构成一种巴赫金所谓的对话交流④；然而更经常的是它们无法达到一种预想的哈贝马斯式的理性的、主体间性的、交流的言语行为⑤。过去的历史和当代的文化产品都已不停地证实了中国电影和社会中存在的语言等级和社会歧视。还记得民国时期国民党曾为了民族和语言的统一而禁映粤语电影。或者回忆一下香港电影中表现出的相反的歧视，比如《甜蜜蜜》（陈可辛导，1997年）中，说普通话者在香港社会被瞧不起。或者在王家卫的《花样年华》(2000年）中，上海方言激发起一种温暖的乡愁，那些早期移居香港的外来者因语言而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社群。在众多大陆电影、尤其是农村电影中，地方方言（四川话、北部山西方言等等）的使用意在获得多种效果：陌生化和再熟悉化的喜剧效果，地域风格，还有并非不重要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扩展的中国与中国人的定义。方言与口音为电影中的角色、也为银幕前的观众，同时制造出亲密感与距离感。通过这样的方式，电影话语一次次试图针对语言的、方言的、种族的、宗教的他者，而声明一种国族的自我定义。在电影中使用某一特定语言(language)、方言(dialect)或个人语言(idiolect)，是国族共同体想象过程中选择和排除程序之一种。因此，华语语言立刻成为国族建构过程中离心性和向心性的力量。最少，语言帮助在跨越国家边界的华语使用者中建立起一个流动的、超越疆界的泛中国身份(a fluid,deterritorialized,pan-Chinese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