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02(2009)03-0008-05 一 正如大多数人文学科术语一样，“意识形态”(ideology)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①第一个创造出“意识形态”概念的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德拉西，他所提出的这一法语词由ideo+logie构成，从构词角度看就是“观念学”之意，其任务是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靠性程度。在伊格尔顿看来，“它的目的是把人们从神秘迷信和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对上帝、贵族和专制君主的虚伪崇敬中解放出来，恢复作为充分理性的、自我决定的存在所应有的尊严。”②可见“意识形态”原本是作为一个反对宗教神学及贵族专制的科学理性概念而被提出来的。然而，随着德拉西与拿破仑的决裂，后者将德拉西等“意识形态家”命名为“Ideologues”，这个法语词兼有“意识形态家”和“空想家”的双重涵义，“意识形态”概念也由此带上了浓厚的贬义，意为对现实的幻想和歪曲。 真正奠定意识形态研究基础的人是马克思。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借鉴了德拉西的概念，创造出德文中的ideologie一词来阐释其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承续了拿破仑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态度，但与之不同的是，他第一次以批判的态度将意识形态与特定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及观念联系起来，为之赋予了歪曲现实物质关系，导致观念走向神秘化的消极意义。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有五点基本认识：(1)意识形态的意向性；(2)意识形态没有绝对独立的历史；(3)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4)意识形态总是掩蔽或扭曲现实关系；(5)意识形态主张“观念统治着世界”。③其后，成功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列宁在革命实践及其理论思考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完全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修正，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从而将其转化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这对后来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从《矛盾论》(1937)到《新民主主义论》(1940)，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到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实践，毛泽东一直都坚持党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将意识形态斗争看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环节。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提出的“领导权”理论支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先夺取“文化领导权”，才能最终取得“政治领导权”。葛兰西的理论对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和学术研究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为西方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及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政治斗争的新方向。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69)一文中提出的“强制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无疑是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另一种表达形式。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突破性在于，他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联系起来，以主体的产生过程为焦点，将在葛兰西那里还显得比较含混的制造“同意”的机制清晰地描述了出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在这种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想象关系的建立依赖的是“询唤”机制，“意识形态把个体询唤为主体”。经过“询唤”后，主体就进入了一个“自行工作”的状态，成为了一个“（自由的）主体”，同时也是“（自由地）屈从于主体的诫命”的人，因而，“意识形态＝误识／无知”。④ 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奠定了对于意识形态的基本认识并提供了基础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通过广泛的文化批评活动介入社会事务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意义上的神圣感与使命感，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生存焦虑，更为他们的文化斗争赋予了合法性。相比而言，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批评”的影响更为直接，他不仅为之提供了理论，更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方法，即他在《阅读〈资本论〉》(1965)、《保卫马克思》(1965)等著作中发展出来的批评方式即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从阿尔都塞著作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批评实践中，我们不难归纳出这一批评方法的基本步骤： 1、“破译”意识形态的编码，重现询唤机制赖以完成的叙事策略。让那些看似天然、理所应当、无懈可击的现存秩序、规则与状态呈现出其人为制造的神话性。阿尔都塞认为，阅读一个文本不仅要看它的显在话语，更需注意的是其没有直接说出来的无声话语，就像从无意识的症候去发掘深藏的病因一样：“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辩论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⑤因此，对意识形态所隐蔽的种种话语策略的揭示和剖析，便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内容。 2、确立特定编码及叙事策略与特定意识形态的关联性。意识形态批评努力发掘这些编码与策略，最终的目的并不在这些表面的编码与策略本身，而在于揭示出产生它们的历史语境与权力话语机制。这正是福柯所说的，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意识形态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相似。福柯亦认为，在所有看似中立的话语背后其实都潜藏着特定的权力关系。知识考古学将所有时代语境中诞生的文本都当作历史长河中的考古文献，透过它们去发掘出其背后的权力机制。 3、一个狡黠的技巧：置意识形态于窘境。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就是权力的迫切需要所产生或扭曲了的一种思想形式。但是它不仅留下了张力和不一致性的重要踪迹，而且代表着一种遮盖它所由产生的冲突的企图……意识形态是种种话语策略，对统治权力会感到难堪的现实予以移置、重铸、或欺骗性的解说，为统治权力的自我合法化不遗余力。”⑥意识形态总想极力抹去或移置它内在的不一致与矛盾处，从而使自己呈现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神话。正因如此，症候式阅读将其关注的重心放在编码及策略中呈现出来的沉默、空白、断裂、矛盾与冲突之处，使之成为破解意识形态神话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