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在它的成员中，绝大多数人对电影采取的是拒斥态度。其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中巨大的影像产业通过商品化和传播媒介，承诺给大众的是虚假的快乐，并用这种快乐骗走了人们从事更有价值活动的可能。[1]瓦尔特·本雅明是法兰克福学派中独特的一颗明星，他也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少有的对电影持肯定性态度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电影对传统艺术观念、社会状况进行了批判，具有革命意义，并认为电影第一次将艺术与科学合为一体，用技术的手段展现出现实中“非技术”的艺术，带给现代人前所未有的视觉感受。 本雅明的电影理论，国内外的学者已有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3][4][5]。然而，他在电影心理学上的贡献却往往被忽视，较少有学者进行系统研究。在20世纪初，有声电影和心理学理论尤其是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都还算新鲜事物，但本雅明却能在其代表作《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敏锐地抓住了二者的共同点，将心理学的理论加以改造并用到电影理论分析中，指出观众对待电影的接受心理已由对传统艺术的“凝神专注”地细细品味变为了“心不在焉”地消遣接受，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视觉无意识和震惊效果等概念，利用精神分析学分析了电影演员的心理和观众的心理，有着很强的创新和前瞻意识。他的这些理论，对今天的电影心理学研究仍有深远的影响。 一、观众接受心理 电影观众的接受心理是《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着墨最多的部分，可见其重视程度。的确，与以往艺术形式相比，电影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心理感受。因此，对这种不同以往的接受心理，本雅明主要通过对绘画与电影的比较而得出。 （一）对静止画面的凝神专注与对活动画面的消遣接受 本雅明将绘画看作静止画面，而把电影看作活动画面，认为观众对二者在接受心理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分析观众对绘画与电影的接受心理之前，本雅明首先看出了绘画与电影这两种画布的不同，并将展示绘画作品和放映的银幕的画布作了比较。他强调说：“（绘画）邀请欣赏者静想玄视；在画布前，欣赏者可以神游八极。而在电影面前，他却不能如此。一个画面还没有看清楚，它已经过去了，不可能盯着它细看。”[6]并举出了迪阿梅尔的话：“（在电影面前）我已经无法思考我想思考的。活动的画面赶走了我的思想。”[7] 面对不同的画面，观众的接受心理自然也是各不一样的。本雅明认为，当人们面对一幅静止的画时，会细细品味，进行联想和思索，采用的是一种凝神专注的接受方式。电影观众却不同于以往对艺术品凝神专注的受众，当面对动态的电影画面时，观众的联想活动被画面的蒙太奇转换打乱了，观赏者把分散的视觉形象整合起来，不断地由让人惊叹的画面引起心理上的震惊。因此，他们不会沉浸于电影画面中，而是在电影画面与自己的内心之间不断地转换着，因为画面变化得太快了，他们甚至都没有时间来进行思索，他们是以消遣的方式来欣赏画面的。如果说绘画的接受主体在欣赏活动中发生了移情作用，并产生了主客互动的效果；那么，本雅明认为，电影的接受主体超然物外，他（她）不可能物我合一，而永远是心不在焉地消遣着。这种消遣式接受决然不像凝神专注式接受那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它在刹那间完成。 通过比较本雅明得出，面对传统的绘画艺术时人们的态度是凝神专注的，而面对新兴的电影艺术时人们往往超然于艺术品而消遣地鉴赏。那么，本雅明又对这种接受心理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本雅明认为：“静观玄想——在资产阶级的蜕化中，这种态度成了非社会行为模式——相对，消遣成了社会行为的一种方式。”[8]本雅明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出发，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消遣才能满足人们8小时工作时间之外的休闲放松需要，而且他认为20世纪已是资产阶级的衰变时期，消遣成为了人们逃避现实，游戏现实的生活态度，专注已经不再适应时代。他认为，凝神专注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迷人的视觉现象所引起的联想已经不再受到人们的青睐，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放松的消遣方式，大众追求着消遣，由此就推进了对电影的需求。本雅明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来看待艺术，其理论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二）个人性反应与共时性接受 本雅明认为，绘画不能被观众群共时欣赏，这会使绘画陷入一种危机之中。绘画满足的是某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特殊要求，在它面前表现出的是个人性反应。他指出：“绘画作品对一个或少数几个观众的要求总是极高。而大批观众的共时欣赏——这出现在19世纪——是绘画陷入危机的一个早期症状。”[9]他提出，绘画无法像以前适用于建筑艺术，适用于叙事诗，而现在适用于电影那样成为一种群体性的共时接受对象。而当绘画必须直接面对群体性的大众之时，“这一点就成了很严重的消极影响。”[10] 即使绘画可以被群体接受，这种接受也不是共时的，而是有层次性，分等级的。本雅明指出：“中世纪的教堂和寺院里及直至18世纪末的宫廷中，油画的集体接受不是共时地，而是多层次、等级传递式地进行的……尽管人们也曾试图在画廊和沙龙将绘画作品展示给大众，但大众在接受这些作品时，找不到能够自行组织、自我监督的途径。”[11] 而对于电影院中的观众来说，本雅明指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凝神思考，活动的画面也不给他们时间思考，在这里，观众的个人反应被制约了，表现出的是共时性接受。“在电影院中，观众的（批评与欣赏）两种态度已融为一体……个人的反应——其总和即观众的群体反应——从一开始就最深地受制于它置身其中的群体化。个人的反应被表达的同时，又在自我监督。”[12]本雅明认为，电影这门新兴的艺术有着与以往艺术形式很大的不同，正在于观众在接受心理上能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电影能达到“整合”大众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阿多诺等人也正是基于此对电影持批判态度的，认为它是欺骗和钝化大众意识的罪魁祸首。本雅明看到的却是电影的另一面，他认为电影对大众批判心理的化解，能使大众不会像对现代主义绘画那样对它有抵制和排斥心理，这使他（她）们对艺术品的心理变化由反动地拒绝变成了进步地接受。因此，电影的这一特性使其比绘画更具有作为革命的媒介的先天条件，具有唤醒大众阶级意识的潜在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