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有不少庆祝“香港电影一百年”的活动，比方3月举行的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就有纪念专题；香港电影发展基金在5月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大搞庆祝香港电影一百年酒会；至于以此为题的展览、研讨会亦陆续有来。但与此同时，质疑香港电影应从哪一年、哪一部影片算起的声音也有不少。笔者打算从两个方面去探讨这个议题：1.如何界定“第一部香港电影”。2.以新近的研究发现为基础，重新审视最早期的香港电影制作。 如何界定最早的香港电影？ 香港最早期的电影拍摄活动，目前有确实证据的，可上溯到1898年爱迪生摄影队来港拍摄的五个各长不到两分钟的风光片段：《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锡克炮兵团》。这五部片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香港电影资料馆亦存有影像资料，片子后附的说明写上制作于1898年，影片亦曾在香港国际电影节（1988、1995年两届）公开放映。但史书、业界和民间都不以此作为香港电影的起点，而都从《偷烧鸭》说起，并公认拍摄年份为1909年。其理由虽未有明确给出，可以想见，是要从本地制作的故事片算起；外国人来港拍摄的风光片、新闻片不算数。 国人常用的“故事片”是指有故事构想的、有人演出的影片，以别于非虚构的新闻片、纪录片、风光片，观念相当清晰。但怎样才算香港本地的制作呢？史书上都说《偷烧鸭》是外国人布拉斯基在上海设立亚细亚公司后来港拍制的，只雇用了中国人当导演、演员，为何如今都算做“香港电影”呢？ 所谓本地制作一向有多重标准：一是在本地出品拍摄的，二是由本地人主导拍制的，三是不论是否在本地拍摄、只要出品公司是本地注册的。但往往，具有其中任一意义的影片都可声称为“本地制作”。因此，香港银都机构出品、全部由内地人在内地拍制的《秋菊打官司》是香港片；周星驰导演、主演、外国公司投资在内地拍制的《功夫》是香港片；1960年代不少台湾拍摄的影片只在香港登记一间公司，把底片运来香港冲印，就当是香港片。在跨地区制作愈来愈普遍的今日，要严格分辨影片的出品地区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有外资、外来人才的合作，联合出品的任何一方都可把影片视为它的“本地制作”。这就出现台湾、香港都可宣称《卧虎藏龙》是它的本地制作的问题。 由于对早期香港电影的研究考证极其不足，有记载的最早影片1900—1910年就只能找到《偷烧鸭》、《瓦盆伸冤》这两部，1910—1920年就只找到《庄子试妻》一部，但都是外国人出资、在香港拍制的。因此对早期影片权宜沿用的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标准：有中国题材的故事、有本地中国人参与、在香港拍摄的就算是香港电影。即便如此，《瓦盆伸冤》仍未能达标，由于能找到的数据少得可怜，连是什么样的故事、有谁演出都无法肯定；而《偷烧鸭》却有故事和工作人员、演员的记载，① 遂顺理成为最早的香港电影了。 其实要标举最早的香港电影，还有其他不同的提法。在2009年4月初香港国际电影节举行的一个《香港电影诞生之谜》的座谈会上，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指出，要决定何为“最早的影片”问题很复杂。其一是实证经验上的问题。早期的影片制作很多，但留存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文献记录亦很不足，往往依赖口传资料，或仅有的记忆，或公众沿用的说法。《偷烧鸭》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要明白所谓“最早第一部”的局限性，只应视之为一种说法。其二是观念上的问题。要看什么情况下的最早、怎么样才算做一部影片。就以美国电影为例，要界说最早拍制的美国电影，可以标举出1891年爱迪生制出的仅长3秒的影片，但史家认为这只是个片段，不算是一部影片；也可举1893年向小群科学家示范放映的《铁匠店》；如果以最早的收费公映做界定，则有1894年4月在纽约一间音乐厅公映的一部影片；此外还可以用最早有版权登记的、有一定长度的影片做界定。这是说，可以有不同的界说，却很难决定哪个界说才是最正确的。依此，波德维尔说《偷烧鸭》可视为有记载的最早一部在香港拍摄的影片；《庄子试妻》（1913）可视为香港第一部长两本但未证实公映的故事片；《金钱孽》（1924）可视为第一部正式公映的香港影片；《胭脂》（1925）可视为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② 这样厘清了观念，有多个第一，就不必有谁是真正第一之争。 然而，关于最早的“香港电影”还有其他的争议性，就是影片的产地身份和制作年份。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把《偷烧鸭》、《瓦盆伸冤》（皆1909）定为上海亚细亚公司在香港拍摄的影片，即认为是中国影片；认为要到香港华美影片公司的《庄子试妻》（1913）才算做第一部香港出产的故事片。余慕云的《香港电影掌故》（第一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8页），标示《偷烧鸭》是“第一部在香港拍摄的故事片”；《庄子试妻》是“第一部香港出产的故事片”。到他1996年出版的《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香港次文化堂1996年版），则把“第一部在香港拍摄的故事片”等同于“香港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见第46—51页）。这样就无形中把《偷烧鸭》的身份从中国影片转移成香港影片，即把香港电影的出现推前了四年。之后，《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7—30页］中，作者周承人、李以庄更肯定《偷烧鸭》“应该是在香港本土诞生的最早影片”，并把制作年份敲定为1909年；但认为《庄子试妻》拍制于1914年，是美国人布拉斯基独资的华美影片公司出品，“难于将之视为香港影片，更难于说是香港第一部影片”。但考虑到它们都诞生于香港，视之为香港电影“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结论是“1909年可以定为香港电影的启动年份”（同书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