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号称华语电影史上空前的大制作。它以大导演、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为号召，吸引了广大影迷的眼球，也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凭着这几个“大”，特别是吴宇森把握宏大场面的能力，借鉴好莱坞的先进制作方法和技术手段，电影《赤壁》确实为观众提供了一道丰盛的视觉大餐。 不过，一部真正优秀的电影，一部希望“具有世界水平的电影”，决非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它必须具备丰厚的文化内涵、深刻的人文精神、强大的心灵震撼力。电影《赤壁》在这方面虽然付出了一些努力，但值得质疑、有待评说之处仍然不少。本文提出三个问题，表示质疑。 一问：是据史改编，还是故事新编？ 吴宇森一再宣称，电影《赤壁》是根据史书《三国志》改编的，我认为，这主要是一种宣传策略。 文学经典《三国演义》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当今的任何一位艺术家，要想创作三国题材作品，都要或明或暗、或深或浅地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然而，任何一位有志气、有自信的艺术家，都不愿意照搬《三国演义》，而要力求有所创新和超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为此，他们常常打出“根据《三国志》创作”的旗号，电影《赤壁》也是如此。但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其一，吴宇森和编剧真的精读过陈寿撰写的史书《三国志》吗？当《赤壁》上集公映，在成都举行媒体见面会时，有记者问吴宇森《三国志》的作者是谁，他竟一时回答不出。对于一个以两年时间全力投入此剧的导演而言，这未免令人惊讶。另外，吴宇森几次对记者和观众说：羽扇纶巾本来是周瑜的。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综观《三国志》全书，并无关于诸葛亮、周瑜衣着服饰的记载；现存最早的有关诸葛亮衣着风度的形象记载，见于东晋裴启所撰古小说集《语林》，其中写诸葛亮在渭滨与司马懿相持时，“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因此，《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羽扇纶巾，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再参照《世说新语》等书的记载，可知持羽扇、戴纶巾乃是魏晋时期许多士大夫的共同爱好。苏轼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写道：“遥想公瑾当年……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正是根据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想象周瑜破强敌于谈笑之间的潇洒风度，决非认定羽扇纶巾原本只属于周瑜。吴宇森的话，其实来自读东坡词的印象，而非依据《三国志》。这说明，他对此书并不真正熟悉。 其二，电影中若干重要人物的相貌造型、人物关系甚至姓名，并非依据《三国志》，而是来自《三国演义》和根据其改编的戏曲。例如《三国志·蜀书·周群传》附“张裕传”明确记载“先主无须”（刘备没有胡须），电影中的刘备却是一把胡子；张飞长相，本传毫无记载，电影中张飞“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的形象，分明来自《三国演义》第1回的描写。又如《三国志》只有一处提到江东二乔的父亲，称其为“桥公”（“乔”本作“桥”），见于《吴书·周瑜传》：建安四年（199）“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孙）策自纳大乔，（周）瑜纳小乔。”此时这位桥公是否尚在人世还是个疑问；后人把他称作“乔国老”，其实不太恰当。人们常常把乔国老与东汉太尉桥玄视为一人，有些传统戏曲干脆就把他称作“乔玄”，这是错误的。桥玄乃是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生于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卒于汉灵帝光和七年（184），曾任太尉，曹操年轻时颇受其赏识。而桥公（乔国老）则是皖（今安徽潜山）人，建安四年前后在世，其生年大约比桥玄晚四十年。所以，无论是从籍贯还是年代来看，二人都不能混为一谈。但在电影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小乔称作桥玄之女，这哪里是依据《三国志》？分明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再如，孙权之妹，即后来嫁给刘备的孙夫人，在史籍中并未留下其芳名。据《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注引《志林》：“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可见“孙仁”是孙坚庶子孙朗的别名，而非孙夫人之名。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出于情节的需要，虚构了吴国太这个人物，把孙夫人算作她的女儿，并把“孙仁”这个名字“借”给了孙夫人。由于这个名字只出现了一次，连写孙刘联姻时也没使用，所以多数读者并未注意。元杂剧称孙夫人为“孙安小姐”，乃是另一条路子的虚构。近代戏曲的作者们觉得“孙安”这个名字太俗，另给她取了“孙尚香”这个典雅而有闺秀气的名字。时至今日，广大群众以至不少作家都以为孙夫人真的名叫“孙尚香”，那只是一种误会。电影《赤壁》一再称这位孙小姐为“孙尚香”，与《三国志》毫无关系，而是受了三国戏的影响。 其三，电影中一些重要情节，在《三国志》中毫无踪迹，也都是来自《三国演义》。例如赵云血战长坂，救出阿斗。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长阪，弃妻子南走，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根据这一记载，赵云在怀抱阿斗、保护甘夫人的情况下，只能避开强敌，匆匆撤退，以求脱离险境，根本不可能在敌军阵中横冲直撞。罗贯中不愿为史料所束缚，通过巧妙的虚构和渲染，写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使赵云的形象第一次凸显出来，从此扬名天下。电影用相当多的镜头叙述这一情节，完全基于《三国演义》。又如“草船借箭”，历史上并无诸葛亮用计“借箭”的史实。与这个故事略有瓜葛的记载见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魏略》，说建安十八年（213）孙权与曹操相持于濡须，孙权乘大船去观察曹军营寨，曹操下令乱箭射之；船的一面受了许多箭，偏重将覆，孙权沉着应付，命令将船掉头，让另一面受箭，等“箭均船平，乃还”。这只是被动的“受箭”，而不是主动的“借箭”。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周瑜挂帅出兵后，与曹操在江上打话，曹军放箭，周瑜让船接满箭支而回。但这也只是随机应变的“接箭”，同样不是有计划的“借箭”。因此，“草船借箭”完全是《三国演义》的一段杰出创造。作者对事件的主角、时间、地点、原因、过程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把它纳入“斗智”的范畴，从而写出了这一脍炙人口的篇章。电影对这一情节的处理，显然也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 由此可见，电影《赤壁》与其说是根据史书《三国志》改编，倒不如说是以《三国演义》为基础的故事新编。 二问：是历史正剧，还是娱乐传奇？ 如果电影《赤壁》真的是根据史书《三国志》来改编，那么在艺术样式上，合乎逻辑的选择就应该是创作一部历史正剧。事实上，在创作的准备阶段，吴宇森也确实曾有打造一部历史正剧的愿望，甚至声称要以电影来“纠正”《三国演义》对历史人物的“歪曲”，恢复其本来面目。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来为世所公认。当代学术界、文艺界一些人士对《演义》的人物塑造有所批评，特别是指责其“歪曲”了曹操形象，“贬低”了周瑜形象。这些批评，有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相当多的则是由于并未细读《演义》，综观全书，仅凭早年的阅读印象，甚至是观看三国题材的戏曲、曲艺节目而产生的印象来作评判，其实未必准确。为此，笔者曾撰写《略论“为曹操翻案”》、《再论曹操形象》、《雄姿英发话周郎》等多篇文章，予以论说辨析，读者可以参阅，此处不赘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