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以马原、余华、苏童等为代表的先锋作家①，以前卫的语言实践探索和文本试验，对当时整个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使得“先锋作家”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标签。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先锋文学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的转型、文化的变异、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因素不断加剧了先锋文学的转型和瓦解。“90年代没有什么先锋小说；如果说还用先锋小说的概念的话，一定跟80年代所指的是不一样的概念。虽然，在80年代中后期写先锋小说的这些人在90年代还在写，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像余华、苏童等，在9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是，他们的写作已经很难被称为先锋写作。”[1] 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先锋作家纷纷与影视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些先锋作家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还有一些作家热衷于影视编剧，放弃了小说的创作。频繁“触电”的先锋小说不仅能够得到迅速传播，作家本人也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回报和知名度的提升。但是，先锋小说的“触电”都是以扼杀作品的先锋性为代价的，其先锋性正不断地向影视的通俗性退让和转化。先锋小说的频繁“触电”现象，也正是导致先锋小说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初迅速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当面对影视的潜在影响和商业因素的诱惑时，先锋作家不可避免地成为影视生产的一部分，或多或少地受到影视的冲击，表现出价值的分化和文化立场的转换。 一、先锋作家的影视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逐步深化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其中影视日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影视媒体社会地位的凸现，先锋作家中的重要人物都开始与影视产生联系。1990年以前，先锋作家与影视的结缘首先是一种被动的局面，即先锋作家的作品被一些导演所看中，然后进行了影视改编，其中有许多改编取得较大反响。最先与影视结缘的是作家莫言。1987年，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为同名电影，并获得了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等8项大奖。《红高粱》因此成为张艺谋个人艺术生涯的里程碑，也成为最能代表莫言小说风格的作品。此后，莫言的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如《师傅越来越幽默》被改编为《幸福时光》（张艺谋，2000年）、《白狗秋千架》被改编为《暖》（霍建起，2003年）等。1990年以来，作品被影视改编最多的先锋作家当属苏童：改编自《妻妾成群》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1991）、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红粉》（李少红，1994）、改编自《米》的《大鸿米店》（黄建中，1995）、改编自《妇女生活》的《茉莉花开》（侯咏，2004）、改编自《小偷》的《小火车》（曹琳琳，2008年）。余华也是一个借助影视改编而名声大振的先锋作家，其小说《活着》先后被改编为电影《活着》（张艺谋，1994年）和电视剧《福贵》（朱正，2006年）。潘军也是高频率“触电”的一个先锋作家。1990年以来，他的小说《海口日记》、《对门·对面》都被改编为电视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刘恒的小说相继改编为影视作品：《伏羲伏羲》改编为《菊豆》、《黑的雪》改编为《本命年》、《秋菊打官司》以及长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编为电影《没事偷着乐》和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2008年，改编自刘恒小说《苍河白日梦》的《中国往事》更是备受瞩目。2l世纪以来，随着作家与影视关系的加深。20世纪90年代一些改编较少的先锋作家，也较多地接触到了影视。自北村的《周渔的喊叫》被改编为《周渔的火车》之后，北村一跃成为知名作家。继而作家出版社将北村不同时期的8部优秀中短篇小说以《周渔的火车》的书名合集出版，首印3万册就被一抢而空，而其前身《周渔的喊叫》当年连保底的3千册都没卖掉[2]。 莫言、苏童和余华这些先锋作家，仅仅是出让作品的改编权，几乎不再参与到影视改编的过程。他们在面对影视的巨大冲击时，坚守着影视和小说泾渭分明的道路，仍然以一个作家的身份面对影视改编。但是，还有一部分先锋作家则比较热衷于影视改编，并且以编剧的身份积极参与影视制作工序。刘恒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1990年以来，刘恒的小说不断被改编为影视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还相继担任了《秋菊打官司》、《四十不惑》、《红玫瑰与白玫瑰》、《美丽的家》、《漂亮妈妈》、《画魂》、《西楚霸王》、《张思德》、《云水谣》、《集结号》等多部影视的编剧。2008年刘恒、尹力三度合作，开始打造反映铁人王进喜的电影《铁人》。2003年刘恒出任了电视剧《少年天子》的总导演。可以说，刘恒是一个与影视接触最为深入的先锋作家。另外，北村也是一个热衷影视编剧的作家。在电影《周渔的火车》播出之后，北村全身心投入到影视编剧之中。2005年，鉴于电影版《周渔的火车》跟原来的小说内容差异太大，几乎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北村亲自操刀，把《周渔的火车》和他的其他两部小说一起，改编成电视剧，此后还改编了自己的两部小说《望着你》和《云之南》，试图将其搬上荧屏，从而将这三部口碑不错的爱情题材小说构成《北村情感电视剧三部曲》[3]。潘军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自觉转向影视。继他的小说《海口日记》、《对门·对面》被改编为电视剧后，他还直接参与了《大陆人》、《对话》、《好好活着》、《最危险的时候》、《五号特工组》等影视剧的编剧或导演工作。潘军对于自己频繁“触电”的经历归结为两个动机：第一，就是挣钱，“把自己养得从容一些”。第二，过一把影视瘾，“我对影视，特别是电影的兴趣先于小说写作。”[4]北村对此的说法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现在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作家为了功利的原因去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自己的定力没那么高，也就赶紧找了一个有良心的挣钱办法。很多小说是靠电影红火起来的，拍成电影了，小说就好卖。”[5] 事实上，莫言、余华、苏童、刘恒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在大众层面获得广泛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影视的强大渗透力。毫无疑问，影视给作家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回报，给同时代的作家以巨大的诱惑。在先锋作家纷纷与影视结缘的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重要但短暂的现象：作家群体或个人主动进行影视创作。1993年，史铁生、莫言、刘毅然、余华、苏童、贾平凹、格非、杨争光、叶兆言、吴滨、朱晓平等11位作家联袂创作了20集电视剧《中国模特》；1994年，苏童、北村、格非、须兰、赵枚、钮海燕等6位作家受张艺谋所邀，分头开始创作以武则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备电影改编。然而，这种主动迎合影视的写作行为，并没有取得成功。此外，莫言还为张艺谋创作了影视剧本《红树林》。“当时写《红树林》，我就是被要求先出一个剧本，然后再根据剧本改写成小说。后来事实证明，这部作品是失败的。”[6]这些迎合影视的写作虽然最终失败了，但这一时期作家对于影视的心态可窥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