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当前的电影发展中，优秀导演人才的青黄不接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已接近退休年龄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导演仍占据票房主导地位，青年导演们具备同等号召力的还是凤毛麟角。正是在这样一种产业背景下，2009年宁浩、陆川二人具有强大票房号召力影片的完成，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新的艺术经验，让大陆电影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尽管宁浩最初走的是一条类似于贾樟柯的电影节艺术片道路，但是他的成功依靠的却是放弃艺术片道路之后，重新选择的一种“西学东移”的模仿创新类型片道路。不同于宁浩，陆川的创作在尊重体制的同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艺术表达意愿和艺术创新的勇气。这两位导演，再加上更早成名的张扬（《落叶归根》导演），体现出了一种以往中国导演所少有的美学追求，也在一定意义上开创了新的艺术道路，这种道路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主流导演的道路：他们不同于尹力、冯小宁的主旋律，也不同于张艺谋的商业化主流；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本土现实生活和本土市场；他们在文化体制和电影产业体制框架内生存，作品敢于创新、充满生活气息、关注主流、符合年轻人口味、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他们的创作实践和商业运作方式探索出了一条商业与艺术相融合的道路，为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也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个案标本。 在这三位新主流导演中，就中国电影艺术的长远发展而言，陆川的创作所代表的方向无疑更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说宁浩代表了当前产业发展亟须的本土商业类型片道路，张扬代表了有市场的文艺片道路，那么电影学院导演硕士毕业的陆川所代表的，是中国导演在商业和艺术的博弈中追求体制内的艺术表达的作者化创作道路。尽管到目前为止只有屈指可数的三部作品，但陆川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成长的经验和道路、强烈的导演情怀对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寻枪》的艰难：在作者自我表达的焦虑中起步 和所有毕业于导演系的年轻人一样，陆川同样经历了一个毕业了却没有电影可拍的郁闷和焦虑的阶段。怀抱艺术理想的陆川，不得不在等待机会的同时为电视剧写剧本。《寻枪》剧本写好之后，陆川艰难地寻找着投资，在形容那段经历时他说，“五六年的时间，‘拍胶片电影’就仿佛是一个高地，我冲锋了无数次，都失败了。”在遭遇了多次碰壁之后，陆川终于获得了民营公司的投资。后来陆川描述他们一批年轻导演时的一段话，表明了他当时的心理感受：“2002年涌现出的一批年轻的‘处女’导演，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身心疲惫，眼神黯淡无光；心里有些激情有些火光，但是都拼命掖着藏着；有心说些豪言壮语，出口只剩下三分，生怕一阵风吹来扑灭了前程。可能这条路太艰险了，所以纵马驰缰的心情早就被战战兢兢所掩盖。有些事情也由不得我们，时势造英雄。在饥馑的年代，能活下来的人，就是英雄。”① 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所导致的彷徨心态和急于表达自我的焦虑被融入了他的处女作《寻枪》中，所以尽管该片是一个类型片的构架，却隐约可见导演的个人心性和情怀。 不同于他那些被称为第六代的兄弟们，陆川对纯粹个人化的、边缘化的、甚至是体制外的艺术电影从一开始就显得兴趣不大，他更专注于在体制内做一种新主流电影，尊重体制并尽量表达自我的艺术理想，这之中也体现着陆川十分个人化的审美趣味。第六代导演更喜欢来自欧洲大师的艺术片，而陆川所推崇的却是科波拉和斯皮尔伯格这样的新好莱坞大师。在毕业论文中，陆川以尊崇的口吻这样总结科波拉的艺术经验：“对于电影体制的尊重（对于观众的尊重）并没有妨碍科波拉执著地在作品中坚持对于生命主题的深切关注，相反给予他创作的更大的空间。尊重体制和尊重自己的信念，这使得科波拉的作品在观众接受（观赏性）和艺术表达这两方面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所谓‘体制中的作者’就是那些在创作过程中保持对体制（观众）的尊重，在充分利用体制内提供的资源（类型和电影机制）的同时将对体制的尊重转化为作者的自觉，并且能在执著地表达中坚持对文化命题始终关注的作者。”实际上，从写作这篇毕业论文（1998年）开始，陆川一直想做的就是像科波拉那样成为体制中的作者，在体制中坚持自我的艺术表达。陆川在论文结尾这样写道：“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希望能够和体制的对话过程中最终获得作者身份的青年导演而言，‘体制／作者’自觉的思考将会给他一生的创作以裨益。”②这一对艺术理念的鲜明表述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理解陆川整体创作经验的一把钥匙。
《寻枪》剧照 实际上，陆川在《寻枪》的剧本创作阶段，想做的就是一个“在类型化包装下的有个性的电影、有类型片气质的艺术电影”，如他所说，“做一个好看的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事。”③ 这表明，在起步阶段，陆川虽然关心艺术的个性表达，但更重视的是首先通过一个类型化的好看的故事使影片获得市场好评，从而在体制内站稳脚跟。因为电影生产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集体创作过程，所以依赖体制是每个导演的宿命，只有在体制内获得了认可，导演才可能坚持自己的艺术表达。新好莱坞运动的先驱和国内第六代导演中的部分人正是因为执著于极端个人化的艺术理念，而逐步丧失了创作的条件。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青年导演来讲，这样一种创作理念无疑增加了他在体制内生存的柔性生命力。 电影《寻枪》即典型地体现了一个一心想做作者导演的年轻人在起步阶段所经历的一种表达的焦虑，而其妥协的艺术表达策略也证明了陆川柔性生存策略的成功。陆川认为诸多名导都选择了自己想说的话，但是在看了别人的作品之后，他说，“我觉得我更想说自己的话了。我坚信我要说的，是他们还没有说过的。”④ 在厚重的世界电影史面前，敢于说这种话的陆川，无疑具有初生牛犊的勇气。从处女作开始，陆川就为自己定下了高标准的艺术目标：“做体制中的作者，做出震撼人心的电影，像斯皮尔伯格那样的。”⑤ 尽管在此过程中经历过种种后来广为人知的困难，但毕竟他艰难地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