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十七年”电影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对“十七年”影坛领导者的电影观念和文艺思想体系的研究。在新的高度集权化的体制中，影坛领导者的思想、理论和观念，往往带有全局性的影响，他们的文艺思想和理论观念是“十七年”电影理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核。 我们下面所要论列的“十七年”文艺界和影坛领导者——周扬、袁牧之、夏衍、陈荒煤，除夏衍外，都具有相似的政治身份，即上海左翼文人、延安革命者和新中国文艺界领导人的三重履历。在成为新中国文艺界领导者之前，他们都曾亲历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对“从上海亭子间来的”文艺家的急风暴雨式的思想改造，这对他们的文艺观(包括电影观)和艺术活动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夏衍由于特殊战线的工作需要，留在了国统区。他是从所谓“白区”直接进入新中国电影界领导岗位的，这使他的艺术个性和电影观念具有较大的开放性。 “十七年”文艺界(包括电影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最高艺术原则。在《讲话》中，其艺术原则“毛泽东经过概括，把其中两个问题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一个是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观，——“由这两个问题形成两个中心”，从而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系。①在“十七年”的文艺界——包括电影界——《讲话》所规定的“两为”方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高指导原则，也成为那个时代文艺工作者必须遵循的艺术信条。所有的理论、观念、创作思想，都是在这一最高指导原则下产生的；所有的理论和艺术活动，也是在这一不可逾越的艺术信条下展开的。但是，应该看到，这一文艺现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文化心理与路线制定者思想感情的投合”②。 周扬：“十七年”影坛主流意识形态的灵魂 周扬在整个“十七年”中一直担任文艺界最高领导职务(1954年前任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1954年后任中宣部副部长③)，所以他对于文艺界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解剖周扬的文艺思想对于具体把握“十七年”文艺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有着关键的意义，对周扬及其文艺思想的研究也成为读解“十七年”影坛领导者思想和艺术观念首先要面对的课题。 “十七年”是周扬文艺事业的顶峰期，他担当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诠释者和最高理论权威的重责。他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不仅是实施政策，而且是构筑理论。在风云变幻的“十七年”政治舞台上，他不但具有操控文艺界——这个“十七年”的政治风暴眼——复杂格局的政治才干，而且在诠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时表现出他思想上的创造性和高屋建瓴的理论能力，“正是他的理论的政策性和实践性的特点，跟他的长于思考、长于理论思维的特点的结合，使得周扬成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运动以及当代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一位既是代表的、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别具一格的文艺理论家”，④他的文艺思想具体影响着“十七年”整个文艺界意识形态的走向。 周扬是作为“五四”知识分子的一代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曾坦言： 回想当年，个人主义曾经和“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等的概念相联系，在我们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给予过我们鼓舞的力量。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许多杰出作品经常描写个人和社会的冲突，愤世嫉俗、孤军奋斗和无政府式的反抗，这在我们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曾经热烈地欢迎易卜生，欣赏他那句“世上最孤立的人就是最有力量的”的名言。我们中间许多人就是经过个人奋斗走上革命道路。⑤ 周扬的精神历程对于“十七年”影坛领导者来说很有代表性，这也是研究他们思想与艺术的一把钥匙。 从整个理论构成来考察，周扬的文艺理论体系由两大部件所构成，一是“文艺原则”，二是“文艺思想”。前者是周扬文艺理论的基点，它统率着后者；后者服从于前者，但常常突破前者的框架，也就是说，周扬的文艺思想对《讲话》的精神是“求大同而存小异，在‘文艺从属政治方面’：同；在‘如何从属’方面：异”⑥。 作为文艺原则部分，他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两个基点——一个是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诠释和执行中将重心做了大幅度的倾斜。毛泽东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而“在周扬那里，文艺与群众的关系跟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可分割，前一种关系最终必须服从后一种关系”，这是一种“工农兵群众其表、政治其里”的文艺原则，也就是一种按照具体政治斗争的需要不定地确定方向、划清界限、制定规则、打击异端的理论原则。⑦ 但另一方面，周扬的文艺思想，本质上属于欧洲古典现实主义范畴最为激进的一派。从表面上看，周扬曾不懈地宣传革命现实主义艺术观，他自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是第一个介绍的”⑧。他在1933年所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中首次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并且在文中明确指出：“这个新的提倡是和苏联作家同盟的结成有密切关系的。”⑨但是，影响周扬美学观念最深的却是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在延安时期，周扬就自称：“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他的‘美即生活’的有名公式包含着深刻的真理。”⑩他在延安《讲话》发表前后倾力翻译的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代表作《生活与美学》，并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撰文介绍；(11)1940年延安新哲学年会上，周扬“提交年会的论文题目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12)。据当事人回忆，周扬在鲁艺讲课时，常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论述的原句，可谓随手拈来，恰到好处”(13)。车氏“美即生活”的论断和“尊重现实生活，不信先验的假设”的观念深入周扬的思想内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