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三十年来电影界的变化是巨大的。在庆贺成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问一些最基本的也常常被忽略的问题：电影界为什么要改革？它改的是什么？不管我们对这些问题做出怎样的回答，都应该记住，半个世纪之前，电影界就已经涌现出了改革的思潮。电影人当年提出的建议、思路、理念、方法成为后来电影改革的先声。换言之，后来的电影改革汲取了前人的智慧。尽管前人得到的是与后人完全不同的结果。 本文所说的半个世纪前电影界的改革思潮，来自于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的鸣放。在这八个月的鸣放中，社会各个领域提出的问题，保守与改革的思想交锋是最有思想含量和历史价值的内容。本文的重点是叙述中国电影界在这八个月中的思想动向。比起其他领域，电影界似乎更富有戏剧性，它演绎的不是一放、二收、三整的三部曲，而是一放、二收、再放、再收、大整特整的五幕剧。本文谈的只是思想交锋集中的前三幕，后两幕另文撰述。 一、领导带头，业界响应 从1956年年初开始，中共中央在文艺界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推动“双百”方针的活动。①作为各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电影界积重难返。直到是年9月11日，《大众电影》才打破了沉寂——发表了三篇关于讽刺喜剧《新局长到来之前》的文章和吕班的拍片感想。②影评者小心翼翼地谈到影业的“清规戒律太多”，导演吕班承认他心中有着无数的“怕”。这个试验气球放出之后，电影界重归沉寂。为了推动鸣放，10月26日，文化部电影局召开制片厂厂长会议，“重点讨论贯彻‘双百’方针，改革电影事业体制的问题”③。两天后(10月28日)《中国电影》创刊，“编者的话”中道出了创刊宗旨：“编辑部尊重百家，只要求文章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不要求和编辑部的意见相一致……我们希望自此开始，电影界一扫过去的沉寂空气，进入深入的、认真的科学研究。”同期还发表了署名文章，矛头直指《大众电影》。说它存在着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缺乏原则性、战斗性”，“对影片是‘上映之前言好事，演完以后降吉祥’”，采取“歌颂有余”，“一律乱捧”的态度。二是“空洞的教条主义，从概念到概念的文章，在刊物上占了很大比重”④。一个初创的刊物对另一个刊物进行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不是个人行为。 更明确的信息来自这一期上的四篇文章，其撰稿人——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副局长陈荒煤、上海电影公司总经理袁文殊、《文艺报》艺术部主任钟惦棐的阵容，显示了主管部门贯彻“双百”的决心。可以说，业界真正进入鸣放状态是从领导的言传身教开始的。这四篇文章的内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宣传“双百”方针，二是批评电影界存在的问题。王阑西承认：“电影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影片质量不高、数量不多”，主要原因在“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⑤陈荒煤弹出了“今不如昔”的调子：“在现在为止，我们的艺术片的年产量也还没有达到解放以前的数量，影片的质量也不很高。”主要原因在于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⑥。袁文殊狠批各种清规戒律，呼吁思想解放。⑦ 领导的以身作则，为业界的鸣放树立了榜样。但掀起鸣放高潮的并不是专业刊物，而是《文汇报》。1956年11月14日，《文汇报》发表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短评说：“像上海这样一个有六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一直是电影事业比较发达，观众人数又很多的地方，但有些国产片的上座率却十分低落。”“一般国产片的上座率在30％到40％左右，有60％上座率的影片，已经很难得了。”短评希望读者参加讨论，发表意见。同版还配发了《国产影片上座率情况不好》的记者文章。一个月后，《中国电影》披露了部分影片盈亏的资料：在近三年生产的23部电影中，只有7部赚钱，余下的16部全部亏本。编者在文后的“说明”中还告诉人们：“一些描写农村题材的16毫米影片——即使在农村放映，也仍然是大大亏本的。”⑧ 由《文汇报》引发的讨论从1956年11月开始，持续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编、导、演、摄、录、美、发行、影院经理和观众纷纷撰文，各抒己见。钟惦棐在《电影的锣鼓》中，把《文汇报》上当时发表的24篇文章归为两类，“一是属于电影的组织领导的”，“一是属于电影的思想领导的”。前者是“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的方式领导生产”；后者是“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题材褊狭问题，与所谓‘导演中心’问题”。⑨今天看来，钟的归纳尚欠准确。他所说的“组织领导”其实就是一体化的生产管理体制。他所说的“思想领导”其实就是一元化的思想管制。这两者彼此关联，相互倚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须臾相失。我们只能依其主要性质将上述内容归入这“两化”之中。 二、关于管理一体化的鸣放 就主导倾向而言，一体化涉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导演的作用与地位、演员的使用和培养、制片与发行，发行与/市场(票房/观众)脱节等问题。 (1)领导问题 所谓领导问题，就是“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的方式领导生产”。绝大多数人对这种违反艺术规律的领导方法都深恶痛绝。导演陈鲤庭批评电影生产是“以行政领导为中心的生产组织方式”⑩。郑君里、赵丹、瞿白音等人指出：“集中领导”产生了多种矛盾，第一个矛盾是“行政命令的领导方式和艺术创作规律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行政分配和创作人员自愿结合之间的矛盾”。(11)杨村彬从剧本创作、生产组合和发行放映三方面入手，更全面地指出了行政、机关式领导的弊病。剧本创作方面“是形成简单的上级命令，下级服从”；生产组合方面实行的是“强迫结婚”；发行放映方面则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12)钟惦棐以略带讥讽的口吻说：“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却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13)袁文殊在《放手与领导》中说：“我们目前的一切都包揽下来的办法，用心虽好，结果却不佳，这是事实。正如花盆里栽树一样，哪怕你多么细心培养也不可能长成木材的。”(14)袁文殊已经接触到了事情的实质，包揽一切正是一体化的外在特征。盆里栽树的比喻很自然会让人们联想到现有的体制对艺术创作是极大的束缚。这一观点在吴祖光的发言中得到了更大胆、更尖锐、更淋漓尽致的表述：“组织制度”消灭了个人——“个人努力成了个人英雄主义”。造就了一言堂——“一篇作品，领导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产生等级制度”，培养懒汉，“使人们可以不负责任”。“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15)吴祖光所说的“组织制度”，其实就是四十多年后，学界指出的一体化。可以说，吴祖光相当于文艺界的储安平，他的这篇发言，相当于文艺界的“党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