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适逢改革开放30年，对于30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与此同时，随着一批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国产大片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最重要的议题。此外，本年度对于外国电影的研究和介绍也更加全面化、系统化，人们在继续保持关注欧美等主流电影的经典作品和艺术大师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评介方兴未艾的亚洲电影。 一 中国电影史研究 众所周知，影视史学是当代西方史学新趋势下的产物，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率先提出“Historiophoty”(影视史学)。怀特认为，如果说书写史学是指以书写的论述所传达的历史，那么影视史学则是指以影视方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史的建构自然也就成为影视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08年，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著述仍然是电影研究领域的重要部分。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则从电影技术的角度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100多年以来摄制、剪辑、灯光、美术、录音等各专业的演变历史，以及这种技术上的突破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通史研究之外，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研究者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宏观的影史整理，在时间上更加细分化，在地域上更加的区域化。秦喜清的《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1920-1930)》(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则提出了“民族认同”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贯穿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作者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和评价了“商务”、“明星”、“上海影戏”、“神州”、“大中华百合”、“天一”等中国早期制片公司的制片方针和作品风格，认为“民族认同”既是促动中国电影发生的重要动力，同时又与中国电影的发展生长相伴始终，左右着中国影人在中西碰撞中的文化选择。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作者作为延安电影团重要成员的子女，不仅自身掌握着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而且还亲自走访了许多健在的延安电影团成员，查考了相当多的史料，因此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上海大学谢晋电影博物馆主编的《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精心收集和整理了新中国以来颇具影响力的电影导演谢晋的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值得指出的是，谢晋于2008年不幸去世，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此外，2008年诞生了一批聚焦于香港电影的研究著作。傅葆石所著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采用断代史的构架方式，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编著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等。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30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30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当代电影》在2008年第11期和第12期连续刊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电影专辑”，包括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王人殷的《永不凋谢的现实主义》(《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王一川的《通向在世共生型文化——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文化转型》(《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陈山的《回望与反思：30年中国电影理论主潮及其变迁》(《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章柏青的《电影批评：在反思中前行——中国电影批评30年的演进和嬗变》(《当代电影》2008年第12期)、黄式宪的《世纪华章：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创新及其现代拓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2期)等，着重分析了30年来中国电影文化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进步；李亦中的《电影国门沧桑录——中外电影交流世纪回望》(《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赵卫防的《变与不变——论30年来内地因素对香港电影的影响》(《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张燕的《一“拍”渐“合” 有“融”乃“大”——改革开放30年区域合作策略下的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孙慰川的《改革开放30年海峡两岸的电影交流和合作评述》，重点阐释了30年来电影合作领域的发展；而张东的《军事电影：主流与市场的博弈》(《当代电影》2008年第12期)、周星的《改革开放造就的中国电影创作观念与市场意识演变图景》(《当代电影》2008年第12期)、陆绍阳的《中国电影全面实施产业化政策以来研究成果》(《当代电影》2008年第12期)、聂伟的《历史“乌托邦” 现实“乌托邦”——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文化生态考察视点之一》(《当代电影》2008年第12期)则着重记录了电影产业发展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