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封印》是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巅峰之作。1956年,他以35天的激情创作成就了这一电影史上的伟大作品。影片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中世纪,曾经背负着宗教使命、东征十字军中的一员——骑士安托纽斯·布罗克与他的侍从琼斯踏上回乡的漫漫路程。他在海边遭遇死神。骑士与死神约定,如果他能在对弈中获胜则可以活着,追寻生命的意义。与此同时,卖艺人约瑟夫一家及朋友斯卡特表演着关于生活、死亡的种种通俗剧,谋生、嬉戏,一路向前。一天,骑士主仆与约瑟夫一行相遇了。14世纪中期的瑞典,瘟疫肆虐。骑士却在与约瑟夫一家同行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宁静与快乐。在骑士的掩护下,约瑟夫一家穿越疾风骤雨,劫后余生,迎来黎明。而骑士带着一行人回到了家乡,见到了妻子卡林。众人在静听卡林读《启示录》时迎来了死神,他们跳着庄严的舞蹈,走向永恒的黑暗。 在伯格曼如梦如幻的影像世界,这与其说是一个骇人的故事,不如说是一部充满哲理的生命史诗。在充满寓意的情境中,伯格曼不断地发出形而上的追问。 现代性意义上的人:向死而生 首先是影片对死神形象的塑造。在《第七封印》中,伯格曼塑造了著名的“死神”形象:雕塑般的面孔、阴郁锐利的目光、冰冷的语调、一袭神秘的长袍,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最经典的、最永恒的关于“死亡”的记忆。 许多学者试图揭开“死神”之谜,并做了种种阐发。有人甚至认为这个“死神”兼具了“上帝”和“撒旦”的双重身份,他既以“撒旦”的狰狞引起瘟疫、追赶善良的约瑟夫一家、迫害被称为“女巫”的可怜女孩,又以“上帝”公义之名惩戒不信与不洁的人。这实在是荒谬的无稽之谈,在基督教中,“上帝”和“撒旦”从来都是水火不容的,不可能二位一体;再者,在基督教中,强调的唯一真神耶和华,不可能有“死神”一说。而事实上对“死神”这一形象的设置意图的解读,是进入《第七封印》思想内核的钥匙,也是理解伯格曼理性世界的关键。 那么,伯格曼在《第七封印》中设置了“死神”这一角色,究竟有何用意呢?其实,在影片的前半段,伯格曼已经把谜底告诉我们。侍从琼斯与教堂里的壁画画匠有一段颇有意味的对白: 琼斯:你画的是什么? 画匠:死亡在舞蹈。 琼斯:为什么画死亡在这里舞蹈? 画匠:为了提醒人们“死亡”的存在。 琼斯:那他们就不看你的画了。 画匠:不,他们会看的,头颅比裸体的女人更有趣。……我画出了生命的本来面目,那样,人们就可以安心做他们想做的事。 为什么直接以人的形象扮演了“死神”?是为了让无形的“死亡”显性化、实体化,“提醒人们死亡的存在及其普遍意义”。死亡并没有在人们面前竖起遥不可及的屏风,而人们的困苦、挣扎,最终裹挟了生命应有的温柔和平静。为了进一步强化“死亡”的影像,伯格曼特意将故事放在一个瘟疫横行的环境中告诉我们,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死亡”是实实在在的,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死亡”无处不在。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序幕与即将结束的场景,同是骑士一行人面对“死神”的情形,这是颇有寓意的关于“死亡”的首尾呼应,凸显了“死亡”。我们注意到,基督之信仰将生与死的两极分化融于同一层面,生是一个开始,死亦是一个开始;生是从上帝到尘世的过渡,死是从尘世到上帝的归回。而在《第七封印》中,无论开始还是结束,都要面对死神,也就是说只有死亡的轮回,死亡之后还是死亡。这从某种程度上,否认了基督教视死为“新生”的观念,否认了从今生过渡到天国、从暂时过渡到永恒、从异土过渡到故乡的“生”。影片末了,这一行人中从未说过话的“哑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包括肉体与灵魂,个体生命消解了,而通往“灵魂不朽”的永生之路也是不存在的。 认识到“死亡”是生命中的真实存在,意义何在?在于让人们成为真正的“自由的历史的个体”,具有“超越自然之上的精神性”。在将人从古典意义上的整体性(个体仅仅是宏观秩序中的一个环节)推进到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性的过程中,基督教起了重要作用——在基督教里,人本身成了超越于自然的存在者,具有超然于自然的精神性——然而,“人的这种超越性,这种精神性,是基于这样的假设,那就是基督教认为的人之‘灵魂不朽’”。①“这种超越性维系在人灵魂的永恒性上,从根本上说,它与人的现实生活是分裂的。”②智慧如孔子者,冷眼瞥了一下“死”而言曰:“未知生,焉知死。”基督教把“不朽的灵魂”从属于永恒超越的上帝时,似乎是积极地面对现实的生活,实乃消极地回避了现实与未来,不仅把今生的美梦寄托于死后的永恒幸福,同时给身后神秘的死亡披上了色彩斑斓的美丽面纱。这就必然终止了人在现实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背弃了人的自由,终止了人的真正的历史性。 因此,要使得人真正具有主体自由,成为创造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就必然要在时间中存在,受到时间的限制,从本质上说,生命应当是有限的。伯格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人只能存在于有限的时间里,人是有死的,切断了人通往“灵魂不朽”的永生的路,从而让基督教意义上的人成为真正的“自由的历史的个体”,具有超越自然之上的精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