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8-6552(2009)02-0048-03 中国电影一代宗师谢晋溘然长逝，不仅给世人留下36部见证了社会发展历史、具有深沉内涵的作品，也留下了他对电影艺术理论、电影教育等问题的许多真诚而凝重的思考。作为一位德艺双馨的睿智大师，谢晋常说他的艺术成就氤氲于年轻时代“国立剧专”的正规教育，受益于余上沅、洪深、曹禺、黄佐临、焦菊隐、陈鲤庭等老师的启蒙和训练；同样他自己一贯重视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的电影艺术教育，不仅于1993年创办了“谢晋——恒通明星学校”(现为上海师范大学谢晋表演艺术学院)，1995年欣然出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院长，还长期兼任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多次去北大、浙大、上海交大等名校作学术讲座。在数十载亲历亲为的创作、讲演和教学实践中，谢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颇具哲学意味的思想理念。这些精彩的观点及其生动阐述，对于我们今天开展以艺术教育为重点的高校审美教育，大力弘扬优秀电影对人类心灵的净化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注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 影视艺术教育之所以在学校美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其巨大的社会涵盖面与影响力非传统艺术媒介所能比拟。用谢晋的话来说，电影是“人类情感的最佳交融通道”。这位毕其一生用影像塑造人性、人情美的大师，坚定不移地认为真正留得下来的优秀电影能够陶冶心灵、荡涤卑俗、愉悦身心，教育社会大众树立高尚、健全的理想情操，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不断发展。 谢晋的每一部电影都敢于正视历史、直面人生，倾注了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清晰认识和人文关注。正如余秋雨教授所说：“谢晋就像一个启蒙主义者，他的电影震动了全中国人民，他的电影是中国精神领域走向思想解放的台阶。”[1]《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几乎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引起社会舆情的强烈反应。特别是以《芙蓉镇》为巅峰之作的“反思三部曲”，用冷峻的风格、内敛的激情和史诗般的电影语言，对毁灭人性的政治运动、对十年浩劫展开无情的揭露、控诉与批判，扣动了无数芸芸众生的心弦，并促使全社会各界人士对“文革”的灾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天云山传奇》公映后，各地观众发自肺腑的来信如雪片般飘来，不几天就装满了两大麻袋，他们纷纷感谢导演说出了他们心中的冤屈，使他们在经历血泪煎熬之后受到一次生动、形象的教育，也获得了展望未来的精神力量。 什么是电影艺术家最幸福的时刻？谢晋认为，那就是“坐在电影院里和观众一起看电影，观察他们的反应。亲眼看到很多观众跟着你的电影在流泪，或者是电影结束后，还有人坐在那里发愣，还沉浸在剧情中……”[2](224)他从不讳言电影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电影应该承担起陶冶大众、鼓舞人心的社会教育责任。而他自己，正是当代导演中贯彻这一理念的无可逾越的楷模。 二、重视电影艺术的娱乐和美育作用 德弗勒在《大众传播学》一书里曾指出，“作为娱乐媒介的电影，从来没有(像报纸那样)成为政治或社会评论的一贯有效工具。”这一论断无疑是客观的，符合电影的本体特性。 谢晋历来重视影像的意识形态作用，他的电影甚至在“谢晋模式”的论争中一度被斥为“以政治伦理教化为核心”的“传统儒学电影”。可事实上，谢晋对电影使人民大众获得审美愉悦的娱乐性的认识，同样也很充分。他认为电影必须反映时代，推动社会进步，但也不能“把电影拍成报纸”。他在一次给复旦学生讲课时动情地说：“我的作品力图在刻画民族的悲剧中，给人以反思、警世的作用。同样，我也力图使自己的作品给观众以娱乐和美育的作用。”[2](封底)从《红色娘子军》、《大李小李和老李》到《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争》，可以说他的每部作品都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简单图解，相反充满了极富睿智与个性化风格的娱乐元素。在意识形态控制极严厉的五十年代，谢晋拍摄讴歌革命集体主义精神的《女篮5号》，竟让女演员穿上那个时代最时髦的服饰，还别出心裁地为刘琼饰演的田振华设计了一件按照解放前上海阔少式样制作的仿皮夹克衫，给当时观众带来一种时尚的视觉新鲜感。这正是谢晋时刻不忘电影娱乐功能的一个小小印证。 然而另一方面，谢晋又十分强调电影要通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情感活动形式，来激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探索科学真理，热爱生活，完善人格和勇于创新的热情。他回顾十年浩劫所造成的损失总是痛心疾首，觉得那场灾难给全国人民带来“最严重的是心灵上、灵魂上的创伤，这是最难医治的。靠什么来医治？作为我们电影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拍一些好的电影甚至震动全国、全世界的电影，作真正的‘灵魂工程师’，起一些美育作用”[3](408)。他对一些心浮气躁炮制出来的影视剧不屑一顾：“现在有些作家、艺术家喜欢侃，东侃西侃，半年就侃出部电影或长篇电视剧。这样的作品有生命力吗？我表示怀疑。”[4](2)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善意规劝那些忽视影像美育作用的后辈：“如果我们的电影形象都是一个老头娶了四个姨太太的这种形象的话，如果二十世纪中国电影还没有美好的形象留下来……那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电影人就没有尽到责任。”[3](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