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美苏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四次中小规模并对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权力结构具有深刻影响的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这四次战争均由美国发动。在这些战争中,美国政府和军队整合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次第提升和完善对外交、媒体、广告和公共关系的组合运用能力,将自己的“民主”、“自由”、“平等”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对于阿拉伯人的形象,美国电影从来都不陌生。在这些影片中,阿拉伯人形象的变化,最能体现这些对于西方文明而言的“他者”,在经由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霸权主义的西方话语语境中过滤、筛选、厘定后,方能向全世界展现西方人对于异域民族和文化的想象、重塑与再现;而其形象和文明图景势必产生形形色色的误读和扭曲。 阿拉伯学者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早在1978年的学术著作《东方主义》中就指出了一些西方学者、作家对于东方的想象和殖民主义的心态。萨义德认为,西方世界在不了解东方的前提下对于东方的情调、元素的武断挪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东方形象与事实的误读、歪曲,以及人为的想象构成了“东方主义”。在“东方主义”的描述下,东方总是被描述为那些落后原始、荒诞无稽、神秘奇诡的异域形象,而西方则相应地成为理性、进步、科学、文明的象征。所以,这个被建构的“东方”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东方。
在追溯阿拉伯人在好莱坞电影中的形象时我们发现,“邪恶的阿拉伯人”①由来已久。美国教授杰克·夏欣(Jack Shaheen)是阿拉伯问题的专家,他曾经为多家媒体服务,同时也担任过华纳兄弟公司的中东事务顾问。夏欣在搜集并研究了从1896年到2000年中1000多部有关展现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形象的影片后发现,其中只有12部影片中的阿拉伯人拥有正面、健康的形象,而其余影片中的阿拉伯人全部被描绘成“坏人”或者是“超级恐怖分子”②的综合体。 不难看出,对于好莱坞来讲,“邪恶的阿拉伯人”其实只是一种简单的、有助于提高美国观众自我认同的叙事工具,这个形象中充满着一些美国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些美国本土白人对于阿拉伯、对于伊斯兰世界与穆斯林的想象。那些鲜明的异域文化与民族情结,都为观众留下了这样的第一印象:即从本质上说,阿拉伯人对西方文明充满敌意。同时,好莱坞往往也描绘出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美国”——这在某些特定时期,恰恰极大程度地满足了西方主义中心论的需求。 从夏欣的研究观点来看,西方影片对阿拉伯人形象的描述清晰地表现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好莱坞建立初期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建国,这一时期电影中的阿拉伯人形象主要反映穆斯林世界的生活状态,他们不遗余力地将阿拉伯人丑化为一群没有文明,且愚昧无知的群体。与此同时,对于阿拉伯的女性形象则夸张地描绘成只会贪图享受、疯狂追求物质生活的“拜金主义者”。 第二阶段是以以色列的政权形成规模延续至伊斯兰革命出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刚刚从越南战争的泥潭里拔出脚来,这时他们才发现,石油价格的飙升、中东地区的利益似乎比越南更重要,中东才是他们应该关注的地方。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阿拉伯式的恐怖分子形象开始不断涌现在好莱坞的电影中。这些“阿拉伯恐怖分子”大多以石油巨头的形象出现,他们一手掌握着石油这一美国的经济命脉,一手掌握着各种枪炮、导弹,在财富和欲望的驱使下,试图控制整个世界。他们是1976年拍摄的《黑色星期天》中世界经济的破坏者;是1981年拍摄的《颠覆》中绑架西方妇女的极端分子;是1983年拍摄的《尼罗河的珠宝》中企图改变外交政策的阴谋家;是1991年拍摄的《美国间谍之四:歼灭》中操纵核武器的狂热分子;是1994年拍摄的《真实的谎言》中真正的恐怖分子。而《大敌当前》(1986年)的作者萨姆·凯恩(Sam Keen)解释了阿拉伯人是如何一直被贬低的:“在你不能够如此对待犹太人和黑人的地方,你能够自由地打击任何一个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是自由的敌人,自由的恶棍”③。
第三个阶段,“9·11”之后,恐怖袭击所造成的心理恐惧成为一些美国人内心中最大的阴影。如何摆脱这种恐惧心理、抚慰普通受众的焦虑情绪,便成为好莱坞电影潜在的叙事主题。于是,曾经的“邪恶的阿拉伯人”很快就又拥有了一种更纯粹、更商业的“恐怖主义”色彩。夏欣提醒观众说:“影片中出现的‘邪恶的阿拉伯人’会让人想起早期电影中的种族主义特征。”④夏欣将此称为“新的反犹主义”。然而随着恐怖的升级,观众已经不仅仅满足于那种手持冲锋枪,在街头打打杀杀,简单的恐怖分子形象了。此时此刻,“东方主义”的内涵中似乎又增添了一层新的内涵——阿拉伯式的恐怖主义已经威胁到西方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群体性的生命存在。专栏作家简·斯通(Jay.stone)戏谑地写道:“每当你看到电影中阿拉伯人的角色,没有不是三‘B’(billionaire,bomber,belly dance,即百万富翁、炸弹袭击者、肚皮舞娘)人物之一的时候吗?”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