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Frida)，是以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坎坷而传奇的一生为题材拍摄的传记式电影，这是一部激荡着女性主义，带有鲜明的后现代色彩的出色电影。据说导演茱莉·泰摩为了这部影片的拍摄，足足花了七年时间准备。 弗里达·卡罗(1907-1954)是墨西哥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女画家，共产主义者，双性恋者。她的作品源于她的艺术天份与个人传奇色彩的水乳交融。1925年的车祸被视为弗里达生活和艺术上的转折点。弗里达视绘画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非成名的手段，她曾经说过“只要补好我千疮百孔的身体，我就能作画”。所有的作品都有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大多反映弗里达自身不羁的生活和她的内心世界。在她坎坷的一生中，大半的生命在痛苦与疾病的深渊中挣扎，但她却能将肉体的困境，转化成一幅又一幅的艺术作品。 一、强烈的色彩感和唯美的画面 影片一开始跳入我们眼帘的房子就立刻抓住了我们的视线，孔雀蓝和大红色的强烈对比使得它的色彩无比鲜明，庭院中的仙人掌、猴子和鹦鹉以及极具文化特色的石刻和陶罐向我们展现着它强烈的艺术气息。这幢奇异的、充满着个性和美感的房子预示着《弗里达》这部电影的整体特征：色彩和镜头的运用极其考究、精美且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创性。 在影片的开头部分，弗里达身着鲜艳的印第安衣裙，躺在床上被人抬进汽车去参加自己于1953年春天举办的画展，就在她一侧头的瞬间，时光倏忽流转至20年前，同样的石板路上，明亮的双眸，白色的校服，弗里达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18岁美丽少女，配合着片中富于南美风味的音乐，镜头的色彩非常明快、清新，它和弗里达连在一起的浓眉和卷曲的长发一起诉说着她倔强的个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影片中的另一个镜头：弗里达半裸着躺在车祸的废墟里，钢管穿过她的身体，鲜血像触目的花朵，闪烁的金粉洒满她的全身。这就像是一个弗里达一生的隐喻，千疮百孔，然而却美得惊人，面对死亡的威胁，镜头也可以处理得如此唯美，《弗里达》对于色彩和镜头美感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弗里达》擅长用色彩来提示和强调某些隐含的意义。如弗里达和摄影师蒂娜共舞的那一段，影片把暖色调营造得如此厚重，人体是柔和的暗金色，灯光是忽明忽暗的橘黄色，围观的人群的服装也是暗色和亮色的参差结合，在这种看似矛盾的搭配中，弗里达红色的长裙和蒂娜黑色的长裙在派对中显得如此暧昧。色彩在这里隐喻了弗里达双性恋者的身份，也展示了她某种自由无羁的精神面貌。 片子的色调几乎没有阴冷过（也许在美国的那段日子除外），墨西哥高原明亮的阳光和弗里达发髻上的大红花朵，甚至墨西哥城的瓜果市场的色彩也是那么浓烈，仿佛是弗里达和里维拉浓墨重彩的生命。弗里达一直盘着乌油油的发辫，配着那些飞扬的雪白、大红、明黄、靛蓝、墨绿、幽黑的裙裾，这使得整部片子都内含了一种激昂的生命力。这也是弗里达的性格特征的真实写照。她终身热爱那些鲜艳的衣裙，迷恋妖娆的大红花朵，在她做过30多次手术的羸弱躯体中，永不停歇的是对生命的依恋和对力量的渴求。有很多时候，女主人公身上衣服的色彩，似乎能表达出她的心境，毕竟她是一个靠色彩来表达自己的画家。有一个镜头：车祸后第一次走到外面的弗里达，带着自己的画作，乌黑的发髻盘在脑后，她扬着头对里维拉说“你下来，我要给你看我的画”，一身火红的衣裙映在她明亮的黑眼睛里，我们看到的是她的倔强和坚定，还有一份少女所没有的成熟。 二、别具一格的拼贴手法 作为后现代标志性创作方法的拼贴在电影《弗里达》中大量运用。譬如，在弗里达发生车祸送到医院抢救的那段中，导演采用类似卡通动画的手段，转移了观众对“脊柱断裂、锁骨和两根肋骨断裂、金属棒从腹部进入身体、右脚11处骨折、整个脚掌粉碎性骨折”这一残酷事实的注意，使得整个痛苦的手术变成了带有戏剧色彩的视觉游戏，这种处理手法遭到了很多评论者的攻击，认为导演这样做削弱了影片的现实表现力。但我们只要了解了影片的总体追求就不难看出此处动画场景运用的绝妙之处。《弗里达》是一部描写女画家的人物传记，画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导演格外追求镜头的美感和色彩的和谐，所以，她规避了许多与此相冲突的主题，如车祸的镜头就没有丝毫的血腥感，反而有一种静物描写般的宁静的美感。医院抢救的动画处理用意也是如此，显然，在这个场景中茱莉·泰摩只想让观众通过她的镜头提示由弗里达的抗争和不屈而带来的强大的冲击力和生命的美感，而把她的病痛和无助放到其画作中去展示——她的画显然比单纯的影片镜头更有说服力。茱莉·泰摩选择了导演所擅长的，而让弗里达通过自己的画去表达女画家所擅长的。 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的纽约之行采用了黑白拼图的形式，导演故意虚化了背景，在报纸剪出来的高楼大厦之间，里维拉和弗里达兴奋的左顾右盼，似乎暗示着他们与现实环境的格格不入，和那个脆弱得不堪一击的美国扬名之旅。在片中，自由女神像、摩天大楼、象征着现代文明的汽车、工厂等等都用拼凑的黑白图片表现出来，短短几十秒钟的镜头却全景式地展现出他们的美国经历和他们眼中的美国真相。事实上美国的经历对弗里达非常重要，在美期间弗里达也不仅仅是里维拉的夫人和配角，她在这里开始了她最重要的创作。其次，在是否居留美国的问题上，弗里达与里维拉有过重大冲突。最终，里维拉在弗里达的影响下回到了墨西哥。弗里达在当时画作的《我的衣服晾在那里》可以说是她那一时期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她个人对美国这样一个工业城市，发达资本主义的一种嘲讽（我们不要忘了她可是一位正宗的早期共产党员）。无论画中的联邦大厦，抽水马桶，高尔夫球奖杯，哥特式教堂，垃圾桶，自由女神像等都被一根黑色电话线串联起来，在画面的最下方显示出弗里达一直关心的主题“人民大众”（尽管她的画最具个人性，但她仍反复强调她的绘画是贡献给人民大众的）：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民，贫穷和抗议的人群，游行队伍和棒球比赛的观众。这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与下层贫民的困窘被她并列在一起，显示出她批评炫富的美国的意图。而在高尔夫奖杯和罗马柱上的抽水桶之间是弗里达的墨西哥风格的衣服晾在那里，在画面的中心位置。这肯定象征着弗里达的自我，也许喻义她的自我不属于美国，她的艺术及梦想都在她的家乡，而不是别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