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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叶伟信导演、甄子丹主演的香港功夫片《叶问》近来广受欢迎，被称为2008年岁末中国电影的一匹黑马。截至2009年1月，不仅票房过亿，据传在各地观影现场也都引起一片沸腾，观众为片末叶问的英雄壮举数度鼓掌，群情激昂。如今，对于中国电影而言，这一现象已属罕见。 有人说，这不过是功夫片所特有的英雄主义情结和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引发的国民又一次民族主义热情而已。 的确，无论从影片的艺术表现还是其主题大义来看，《叶问》都只能算是一部传统电影。对于功夫片这一类型，《叶问》也并无质的突破。《叶问》讲述了一个乱世之中的习武之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如何为一种民族大义所感召走上了反抗之路并成为民族英雄。而这样的故事自李小龙开创以来，在几位现代武术宗师——黄飞鸿、霍元甲、陈真的身上都早已说尽。 但是，《叶问》在此时此刻所取得的成功，其中的意义和所能给我们的启示，我以为不是一种简单的英雄主义、爱国热情或是“功夫片的复兴”可以解释的。《叶问》让我联想起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话题，一些关于民族与个体、正义与伦理之间纠葛关系的是非争议。显然，这么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叶问》这一部功夫片试图解决和能够解决的，但这个问题近来如幽灵般地纠缠在一些中国电影里，激荡起人们对于一些问题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其间呈现出的有不同创作者创作方法的差异和艺术境界的高低，更有批评者们之间价值取向的分歧。 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些电影所构置的这样一种困境：在一种民族的或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正义和个体伦理需求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人应该如何选择？艺术应该如何表现？这对评价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叶问》的成功，我以为首先与其处理这一问题的艺术方法，一种独特的英雄主义手法有关。影片对叶问如何走上英雄之路的处理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那就是，在个体伦理和民族正义相遇之时，创作者最好能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个体性情的真人，同时让他做出既合乎历史也合乎人性的选择。《叶问》之所以感人，在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甄子丹将叶问扮演成了一个以往功夫片中罕见的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随后影片通过缜密的情节推进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成为英雄的全过程。这和以往种种简单化的英雄主义不同，和当下许多反其道而行之的另一种倾向也完全不同。 这首先表现为影片所刻意经营出的、一种与传统武侠片不同的平淡风格，一种将生活和情感都白描化、日常化的处理，这在以表现激烈冲突的戏剧化场面见长的武侠功夫片中并不多见。影片的前半段看起来的确像是一部“功夫文艺片”，江湖无风无浪，有的只是一片繁华的佛山武街，人们对于习武的热爱被诙谐地表现……而在比武之外，影片着力表现的是日常生活的悠然闲适，是一个家庭的完整温馨和朋友间的散淡情谊。总之，一切就像影片开头的那面风筝宁静安详地穿越了天空，没有什么江湖险恶，也没有壮怀激烈的英雄主义情怀。 由此，功夫片中最为关键的比武场面在影片中被表现得如家常便饭。一开场的闭门切磋，叶问在吃饭抽烟哄孩子间，只干净利落的几招就已收场，此后与金山找的比武虽复杂一些，也大致如此。这一方面表现了“咏春拳”动作幅度较小的特点，无论是日常练习还是比武交锋都可在室内进行；另一方面，也将比武表现得寻常随意。富有现代体育竞技精神也正是全片武术设计的最大特点。这在叶问传授棉花厂工人习武的段落更得到喜剧性的呈现。 于是，我们常常会忽略了这是一部功夫片，转而将目光更多地投射于叶问的情感、命运和人性的轨迹。这个生活优越的一介平民，习武和其他纨绔子弟喝茶遛鸟一样，只是打发时间的爱好。他不愿开馆授徒，不想争强好胜，不愿卷入江湖是非，具有淡泊随和的天性。 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普通人要走上与日本武士的决战台成为民族英雄，背后必然要有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必然要遭遇一些特殊情境，承受一些人性考验。在影片中，这个考验以不被察觉的姿态缓缓到来。在敌机低沉地划过阴暗的天空之后，影片的氛围自然地由轻松过渡到沉重。对灾难性历史情境的营造，影片表现得简洁有力，既有残酷的视觉形象展示，也在叶问的个人际遇中体现，他的房屋被占，无家可归，妻儿无米下锅。在叶问与日本士兵街头相遇时，叶问显得落魄而茫然。直到此刻，所有人的人性都没有被过早地拔高或扭曲。忍耐或愤怒，挣扎或反抗，一切像是命运的安排被自然地推进。在民族危难到来之初，叶问并没有想担当正义，他只想在乱世中保全家人，生存下去。 叶问与日本武士比武既是功夫片的必然要求，也表现出争强斗狠的心理，但更主要还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他和日本人矛盾的激化与其说出自于民族正义，不如说因为他看到同胞被残杀而激发的人性尊严。终究，叶问被推到了一个历史的也是他个人生命的风口浪尖，他必须用他的功夫，他所具备的不同寻常的能力来保护朋友，保护妻儿，也用来对抗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