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09)01-016-06 从1995年开始独立电影工作起，贾樟柯已逐渐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尽管评论界对其电影褒贬不一，但贾樟柯的电影却有着一如既往的个性追求与独立表达。他的电影镜头始终对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关照他们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态，并在颇具写实特征的叙事和影像中，展现出这些卑微的生命追求梦想、渴望自由的过程，以及个人微不足道的命运和惨淡的悲剧性。 作为二十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贾樟柯见证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转型与变革。在时代的迁移与变化、以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底层世界的普通人似乎永远都是“世界”的“他者”，他们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世界”，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与未来。 但是，这些被主流社会所遮蔽的卑微生命，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与城市化的进程时，却表现出了对新生事物的极大热情，他们追随时代潮流，企图摆脱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渴望自由与成功；另一方面，面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与变化，这些没有知识、没有资本而又追随潮流的小人物往往力不从心，无所适从，最终一无所获地回到现实面前。贾樟柯将自身的生命体验融入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边缘人物身上，通过这些被遮蔽的人群的生命状态和生活轨迹，来关注变革社会中这些卑微人物的生存际遇。 一、漂泊的青春与边缘的生存 贾樟柯电影中出现的人物几乎都是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另一类局外人，他们在阴暗的角落里艰难地生存着，在时代的变革中他们又迅速地被边缘化，“边缘化是当代中国很重要的社会现实，它是将大量的原来很主流的人群变得非常边缘，比如工人。”[1]贾樟柯见证并感受着这种变迁，同时也是出于对卑微若草芥的普通小人物的悲悯情怀，所以他的电影真诚地记录着这些边缘小人物的追求和迷惘、泪水和欢笑、梦想和绝望。他说：“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2] 从“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到《世界》、《三峡好人》，贾樟柯影片的人物无一例外的都是社会底层的边缘人，被朋友、亲人抛弃的小偷，四处走穴的文工团演员，下岗待业的小混混，居无定所的野广告模特，来到大城市打工的乡下人……在被重构的社会结构中，他们居于社会的底层，既承担着现代性的代价，同时又对这个现代化的世界充满了渴望与梦想。在贾樟柯的每部影片中都可以看到，现代化的进程使偏远的小城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洗衣机和电视机进入普通百姓家，县城里到处林立的歌厅与录像厅，年轻人被裹卷进以流行歌曲为代表的流行文化中，曾经熟悉的建筑物正在被拆迁等等。面对变化着的周围的生活环境，他们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外面的世界几乎是自由与梦想的代名词，所以从小武到韩三明，这些社会边缘的漂泊者都在梦想着离开故乡，做着故乡以外的“世界”的梦，但是，他们试图挣脱现实的努力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要么无功而返，要么一败涂地。 作为与主流职业相对立的职业小偷，小武一直游荡在社会的边缘，寻找着自己的友情、爱情和亲情。小武昔日的好友小勇从小偷转变为成功的商人，为了自己的颜面，结婚时拒绝小武的到来。而自己付出真情的女朋友为了更好的赚钱机会却不辞而别；回到家中又遭妹妹的嘲笑和父母的责骂，最终被家人赶出家门的小武无奈地回到县城继续流浪。不断地追求而又不断地被抛弃，小武渐渐丧失了所有的希望，最终暴露出了悲剧的真面目。小武在最后一次偷窃中，因传呼机响起而被捉住，被铐走的小武引来了周围观众的围观，成了另一种示众的对象，而此时小城上空的广播中在反复宣布着“严打”的消息，对于“二进宫”的小武来说，等待他的恐怕将是长期的服刑生活了。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在改写着社会阶层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对于小武来说，小勇、女朋友胡梅梅成了永远可望不可即的现代化的美梦，他的悲剧也是这个社会发展的某种必然。 如果说《小武》还是一个人的悲剧的话，那么《站台》则是群体寻找梦想的失败了。贾樟柯在介绍《站台》时也称，这是一部非常悲观和宿命的电影。[3]131～134 在《站台》中，崔明亮、尹瑞娟、张军、钟萍等是县文工团的年轻演员，刚刚从“文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思想中走出来的他们，又在改革年代里因文工团的迅速衰落而被承包了出去。年轻的他们首先面临的是生存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为了生存，他们便开始了闯荡江湖、四处走穴的漂泊生活。当他们带着青春的骚动和自由的梦想，高唱着《啊，朋友再见》，并向着外面的花花世界走出了汾阳古城的城门时，这帮边缘青年并没有追寻到自己向往已久的自由世界，而是来到了比汾阳更闭塞落后的农村或矿山演出，完全变成了观众面前的卖艺人。尽管他们努力适应时代的变化和满足观众的要求，但观众回报他们的只是扔到舞台上的垃圾与恶作剧，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最终只变成了对荒野外火车（现代化与外面世界的象征）的追逐，而快速奔驰的火车鸣着汽笛驶向了远方，把他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万般无奈下，他们只好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尽管他们多次反复通过汾阳狭窄的城门，但最终还是没能够摆脱这个地方，影片中的人物最后都不得不告别自己的幻想回到自己的家乡，过着循规蹈矩的庸常的生活。影片结尾处，尹瑞娟抱着孩子，水开后的水壶发出火车汽笛一样的尖啸声——这曾经是激起他们渴望远方世界的声音，也是丢弃他们继续向前奔跑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声音，而此时的崔明亮却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在混合了压抑与梦想的追求中，这些文工团的年轻成员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除了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失望和打击，就是无奈地在“世界”的边缘上游移和飘荡。影片以这些年轻人的遭遇质疑了所谓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感召下，社会为每个人制造了很多现代化的美梦，可当现代化真的来临时，它似乎又总是在绝大多数人触及不到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