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迄今为止，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观照亚洲（的）电影，都有必要将话题首先纳入到经济的和／或文化的全球化语境之中，在文化艺术与市场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层面上展开讨论。这不仅是因为话题本身即为一种隐含着全球化趋向的空间经济和地区文化，而且是因为好莱坞的存在，使电影业成为全球化文化中最富争议的领域。 事实上，尽管英国学者阿兰·M.鲁格曼曾经在《全球化的终结》中宣告过所谓“全球化”的空茫和虚妄①，但在主流话语的期待视野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而文化全球化遭遇到了更加纷繁复杂的各种难题。诚然，已有泰勒·考恩、罗伯特·诺齐克等美国学者，在《商业文化礼赞》与《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等著述中，秉持着文化乐观主义的态度，对全球化的商业文化给予了崇高的礼赞；或者指出经济全球化为市场社会提供了一个基于选择自由的文化乌托邦，但20世纪以来，包括丹尼尔·贝尔、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在内的许多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以及更多的来自不同的政治、文化派别的批评者都认为，全球化市场破坏了文化多样性，全球化的自由贸易甚至毁灭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麦当劳和美国流行文化的持续扩张为标志，将世界各地充满着真性情的、传统的和本土的文化排挤得再无立锥之地。总之，全球化的核心是世界文化的“标准化”或“美国化”，亦即通过驱逐或打击世界各地的所谓异质文化，为美国电影、电视、音乐、食品和服装等腾出空间②。 颇有意味的是，随着21世纪的到来，全球化的阴霾体验以及针对文化全球化的各种指控，不仅没有消失的迹象，反而变本加厉：文化的单一化和全球的趋同性，正在对地方文化和区域文化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并引发了更加广泛的忧虑和恐惧。即便在加拿大和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政府也开始花费巨资，并雇用大量的文化官员，资助本国的音乐、电影等文化事业，强调本国的文化要脱离自由贸易协定；西班牙、巴西和韩国，则要求本国电影必须足够充分地反映本土内容；2002年前后，印度开始禁止进口可口可乐。 确实，在以文化批评和媒介研究为重要对象的当代政治经济学视野里，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各地的电影、电视、音乐、食品和服装等文化形式及其表征，也正在经历一个现代性的时空远离和后现代性的意义掏空的过程。从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让·波德里亚、居伊·德波到大卫·哈维，都在不同程度上或不同领域里检讨过全球大众文化的符号生产与回到地域文化的两难关系，并将大众文化主体与客体之间不断加速流通及其非定向的、去地域化的和无语境的时空再造，描述为一个客体被掏空了物质和象征符号内容的、主体也将枯竭其情感和意义载荷的过程③。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全球大众文化是对民族和地域文化的抽象、吸空和吞并，体现出民族国家身份、权力的不平等及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 然而，更进一步或者反其道而行之者，如卡尔·索尔、彼得·杰克逊、段义孚、约翰·阿格纽、阿兰·普雷德等通过建立在对地理、权力和表征的新的阐发基础之上的文化地理学，对空间、地点和景观等概念予以重新界定，并对地点、地方和位置以及地方感和地名等进行哲学思考和批判性理解，不仅提出了附着在空间、地点和景观上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及其身份问题，而且催生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把民族看做“想象的共同体”的观念，以及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还有詹姆斯·克里福德的“旅行文化”、保罗·吉尔罗伊的“族裔散居文化”和多仁·马赛的“全球地方感”理论④。至此，文化的流动和交叉及其杂交性和混合性，均得到较为充分的呈示和阐发，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种对地点和文化的、具有相当防卫性的和排斥性的偏颇定义，而且使后来的研究者得以在跨学科实践和相互联系的基础上考虑问题，在全球和地方的关系中显现出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差异性，借以构建地域的特性及其符号生产和空间经济的意义。 从“亚洲的电影”到“亚洲电影”，便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对作为地域的“亚洲”与作为文化的“电影”所展开的一种特性书写与意义生发的主体行为。总的来看，一个世纪以来，亚洲各国创造的电影主要是一种以国别相标识的、地理意义上的“亚洲的电影”，但从新的世纪亦即21世纪到来前后开始，亚洲以至全球都在期待一种主要以合作为前提的、文化意义上的“亚洲电影”。这是一种更具亚洲认同感和普世价值观、因而也更有精神包容性和市场竞争力的亚洲新电影。在逐步增强亚洲各国的电影实力以及不断提升亚洲电影的整体形象的同时，它将改变并丰富世界电影与全球文化的格局。在这里，与其说“亚洲电影”是一种即将实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图景，不如说是在昭示多样性的地区文化的一种迫切性和可能性。另外，既然全球化和跨地区贸易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原则，使好莱坞电影成就为一种相对单一而又无可匹敌的、征服世界的产业运作规范与大众文化形式，那么，“亚洲电影”的提出，也将见证全球化和跨地区贸易为多种文化艺术观念的并存所提供的重要动力，并在彼此合作与相互对话的过程中，力图创造出一种堪与好莱坞并驾齐驱的新的电影范式。 二 从“亚洲的电影”到“亚洲电影”，不仅是保证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地区文化在21世纪得到全面复兴或普遍认可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在经济、文化的全球语境中为亚洲电影开拓市场空间并寻求身份定位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