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来华拍摄纪录电影最为著名的无疑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及其伴侣玛斯琳·罗丽丹(Marceline Loridan)合作拍摄的《愚公移山》，还有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在中国拍摄的名为《中国》的影片。这两位导演迥异的个性风格和电影生涯使他们拍摄出完全不同的向国际反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片。本文力图从他们的拍摄背景、拍摄方式、导演的立场、解说的视角以及影片完成后的遭遇分析两部影片，并思考对两部影片的恰当的历史评价及其意义。 一、不同的拍摄初衷和拍摄方式 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新中国在国际上刚刚树立起来的形象再次陷入危机。“近年来，我们在美国银幕上看到的有关中国的形象是非常零散而肤浅的。这些影片中也有中国人自己拍的，但只有少数纪录片才偶尔提供了一些对了解他们革命(指我国的‘文革’)进程的内部形态具有参考价值的东西……那些造访过中国的西方纪录电影工作者无疑给我们带回了迷人的影片，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影片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冷淡，从来没有与他们进行过亲密的交流，只是一些由观光客拍下的旅行日记般的关于中国的印象而已”。①尤里斯·伊文思的伴侣玛斯琳·罗丽丹回忆当时中国在国际的处境是“人们头脑里老一套的原始想法十分强烈，什么‘黄祸’，什么‘中国人是清一色穿灰衣服的人群’，什么‘没有个性的蓝色蚁群’”。②伊文思在“一九七一年，文化革命后，……我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场文化革命的现实及深远意义是什么。突然产生了拍一部影片的念头”。③ 鉴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各种谣言和诽谤，中国政府再次想到了自己的国际老朋友伊文思。1971年，伊文思受北京之邀来到中国，周恩来建议他拍摄一部反映新中国的影片。同年，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1972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来到中国，他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想要拍一部不带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在来北京前几个月，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纪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④ 伊文思从抗日战争时期拍摄《四万万人民》以来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冷战时期，伊文思对自己长期坚信并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理想感到迷惘，“随着冷战，人们看到两大意识形态强国进行较量。胜利主义，错误的宣传也沾染社会主义国家。……我感到那儿不是我的岗位”。⑤但是，中国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却重新点燃了伊文思理想之光，“在中国，使我感动的是真实而具体的工作。中国人不仅仅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工农业和科学，而且是在造就新型的人。这种人在他的工作、生活以及他与别人的关系中都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觉悟”。⑥中国，成为伊文思热烈信仰的乌托邦。 而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以天生悲观主义眼光审视现代人精神异化的安东尼奥尼则这样描写自己来中国之前的感受和认识：“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⑦显然，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了无认识，中国在他的想象中是一个无代期的、不沾染世俗的缥缈童话。 受命于中国危难之际的伊文思和罗丽丹，为了不负中国厚望，他们回到巴黎，在法国举办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报告会。征集到西方各方人士提出的二百多个问题，从这些问题中他们了解到“人们对中国的疑问所在，以及他们对政治、哲学、社会、文化及至黄祸论等方面的问题与疑虑，定见与偏见”。⑧他们带着这些问题和摄影器材来到中国进行拍摄。《愚公移山》摄制组领队钱李仁说：“中国领导人非常支持伊文思，拍摄《愚公移山》时总理交代‘这是伊文思的电影，要按照伊文思的意图去拍摄’。”⑨加之伊文思有意培养中国的纪录电影工作者，于是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挑选人马成立摄制组准备拍摄。《愚公移山》形成由中国政府部分出资邀请，中国官方电影工作者进行拍摄的工作方式。这种拍摄方式，一方面决定了《愚公移山》能够以较为权威的身份和从容的态度沉浸在中国的社会中进行自由选择拍摄。但另一方面，权威者的身份又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伊文思和罗丽丹以个人化的方式走入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使《愚公移山》的拍摄受到很大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以中国官方电影工作者为主力军的拍摄方式，由于当时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出现“内外之别”，使得伊文思和罗丽丹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必须为争取随心所欲地拍摄真实情况而煞费苦心”。⑩在中国特殊的年代，这种特殊的拍摄方式以及伊文思对中国“文革”的信仰，决定了《愚公移山》的命运将与中国复杂的政治血脉相连。始终以热烈的信仰积极地置身于历史浪峰上的伊文思，又一次注定要被历史的齿锋啮伤！ 安东尼奥尼在他的影片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拍摄所受到的限制和他的突围。他在中国方面的陪同下，到北京、南京、上海、苏州和河南进行了为期22天的拍摄，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以所拍摄的素材完成了一部3小时40分钟名为《中国》的纪录片，这部影片很快受到中国强烈的谴责。安东尼奥尼是作为“带着摄影机”的西方旅行者在中国所拍摄的电影日记。这种拍摄方式决定了《中国》是对一种异质文化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意义暧昧的表达：文化的陌生、对立的拍摄关系使安东尼奥尼的摄影几乎不掺杂导演的任何情感。导演就是一个冷静的“异质”旁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