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托马斯·沙兹指出：“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电影实际上在协助公众去界定那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它的意义。”①在张艺谋的诸多电影中，从最初张扬的《红高粱》到最近繁复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仔细梳理，不难看出张艺谋个人的心理情绪走向以及影片潜在的意识形态变化：从最初高扬反叛的大旗，到温馨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再至心怀天下的权力颂扬。本文就从这条线索入手，分析张艺谋影片意识形态的变化，并详细探讨其变化的深层原因。 一、张艺谋电影的意识形态演变 1.疏离阶段 倪震先生评论第五代导演的艺术特色时曾经说：“在政治上的反叛性、文化上的边缘化立场、艺术形式上的前卫性，表现得最为鲜明。”②这也是对张艺谋电影意识形态的疏离阶段的最好概括，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红色三部曲”——《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可以明确看出张艺谋对传统的反叛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 首先在题材的选择上，张艺谋多是选取远离现代政治生活中心的、非现在时态的遥远空间，以此消除叙事时空的历史确定性，挖掘潜藏于历史深层结构下民间历史的集体无意识。于是，这些影片所展现的，就不再是主流历史话语视野中的时代风云、政权更迭，而是民间话语中生命个体欲望被剥夺、觉醒与张扬的历史命运。在一个还并不十分开放的年代，这种崇尚感性的十足态度、人生哲学上的非主流选择本身就是对于主流的疏离。比如《红高粱》的超脱故事，《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压抑人生。如果说《红高粱》从正面展示了张扬的感性是对传统社会的鄙视，那么《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是从反面叙述了人性的压抑仍是对传统社会礼教、规矩的揭露。其次，在人物的设定上，他没有从道德伦理和一般社会规则来界定影片人物，而是塑造出“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我爷爷”和九儿，随后有热情的菊豆，疯狂的颂莲。他们不是真善美的崇高形象，既没有洪常青的崇高，也不同于吴琼花、香二嫂或是环环，她们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勇敢地抛却伦理规矩，经历了惨烈的反抗换来了短暂的欢愉。 在接下来的《秋菊打官司》里，张艺谋一改往日的视角，转而关注一个现代村妇“讨说法”的故事，因而影片在意识形态的表述上就显示出了一定的过渡性质。秋菊与村长的冲突表面上是因为秋菊的丈夫被村长踢伤下身，而其内涵却是弱小的个体与无形而强大的“礼”“权”之间的冲突，秋菊最终的胜利，不仅是弱小个体对强权的胜利，同时也是国家“普法教育”宣传的成果，暗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化目的。到了《一个都不能少》的出现，则标志着张艺谋电影意识形态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2.靠拢阶段 经历了几年导演工作的风风雨雨，张艺谋心态日趋成熟，不再有了当初的轻狂张扬、锋芒毕露，而是日益圆熟，升腾起一股亲近主流意识形态的欲望，主要表现在他对贫困地区孩子教育的爱心关注，对纯洁爱情的赞美以及对人间真情的展现。 在社会普遍尊师重教关心贫困地区孩子上学问题的大背景下，张艺谋《一个都不能少》的拍摄，主流意义显而易见。正如胡克先生说，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会发挥凝聚社会意识的作用，让各阶层的民众通过观赏影片进行对话，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寻找共同点，达成共识，便于形成社会的主流观念。《一个都不能少》正是立志要发挥这种作用的影片。③《一个都不能少》的结局是圆满的，这既是张艺谋希望通过电影让大家关注处在困难中的孩子的目的，也是张艺谋宁可给孩子们多一点希望的东西的结果，这与他此前影片的惨烈结尾可谓是天壤之别。 《我的父亲母亲》则是通过村里人对教师的敬重，再一次表现了张艺谋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作的愿望，符合了政府宣传尊师重教的主张。而且影片还“试图给人们送去一阵清新的气息。甚至也可以说，这是创作者们向物欲横流、真情贬值、价值观、爱情观日趋浮泛的某种社会现象提出的一种忠告或者挑战”④。 有了尊师重教的主流宣传，美好情感的正面歌颂，张艺谋又在城市中呈现了一段人间温情。《幸福时光》中贫困的老赵是一个尚需要帮助的人，却倾囊帮助别人，老赵的情感由此升华而至伟大。在人与人之间关系日益冷漠，经济观念深入人心之际，张艺谋的这个故事，不仅实现了对生活在物欲横流的城市民众的直接的精神抚慰，而且无疑具有明确的主流意识形态教化功能。 3.颂扬 这一阶段的突出表现就在于2002年以后张艺谋商业大片的出现，其在《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与主流意识共谋的思想。 首先张艺谋表现出对天下与和平的思考。例如《英雄》里不管是长空、残剑，还是无名、飞雪，都不再是江湖中扶危济困、“以武犯禁”的民间侠士，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最后竟臣服于王权的历史人物。狭义的精神不再重要，天下才是最高的追求。再如秦王，秦王在民众意识中早已沉聚为一个暴戾、霸道、专制的形象，但是《英雄》以全新的正面形象重新塑造了他，“我们看不到秦王的残暴……陈道明脸上不带一丝戾气，甚至有点智者的慧黠。历史在《英雄》中只是电影艺术的布景板。陈道明在戏中从头到尾几乎都高高端坐在皇座上，像个哲学家”⑤。影片塑造的是一个心怀天下，没有暴戾、甘愿被人误解的心胸宽广的嬴政。而后是张艺谋对世界和平的关注。“9·11”事件“对《英雄》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张艺谋决定将影片的主题上升到‘世界和平’的高度”⑥。影片明确的“世界”定位及影片创作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充分认同并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事实，它体现了张艺谋的全球策略：给世界一个“说法”——和平。这不仅符合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与全球反恐主张和平的声音是一致的，影片因而具有了“历史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