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高尔纯的话说，黄建新导演是一个“没话不拍片的人”，“在他的作品中，可能有我们满意的和不满意的，但是没有一部是无病呻吟之作”[1]。综观他的影片会发现，黄建新有着深厚的知识分子情结。他总是以一种难得的勇气针对现实发言，其电影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批判的锋芒成了他作品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为了有效表达自己的思考，他特别重视电影的形式。作为一个难得的思考者，黄建新电影中的精神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对此进行分析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以官本位为核心，对于它的负面影响，黄建新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他看到了此种文化下的体制对身于其中的人形成的种种压迫和人个体性和主体性的丧失。这在他的《黑炮事件》等一系列电影中有着明显的表现。 《黑炮事件》中普普通通、平时不为人注意的知识分子赵书信，在出差途中丢失了一颗象棋——黑炮，于是发了一个电报去寻找，却由此引起领导甚至公安局的严密注意，而自己浑然不知。后来黑炮被找回来了，事实证明上级领导们的担心不过是虚惊一场。生活依然，但由于赵书信在被调查期间被阻止参与正常的工作，国家却损失了上百万。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赵书信居然受到怀疑和严密监视。在此，黄建新对体制的批判显露无遗。赵书信最后扔掉了好不容易找回来的“黑炮”，下定决心再也不下棋了。他性格中的懦弱、对组织的绝对服从表露无遗。对此，黄建新颇有感慨，他说：“在中国，人基本上还是一个社会性的人，个体性的人还没有真正出现，还没有独立人格的出现，所以我写一定的社会人，这个人物形象有一定的社会涵盖率在里头。”[2]由此，黄建新对赵书信性格的表现，“以至进入到对整个民族文化全面反思的境地”[2]。 如果说《黑炮事件》展示的是作为被统治者的小人物赵书信的被异化，那么《背靠背，脸对脸》则展示了作为统治者的官员的被异化。王双立为了当上正馆长，与马馆长及继任馆长小阎的明争暗斗，都出自对于权力的渴望，折射出以官本位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黄建新透过王双立的形象深切反思了这座千年文明古都中现代人浓厚权力崇拜的历史文化心理。”[3]王双立的独立人格已经被扭曲。为了有效表达这一思想，黄建新对作为他们生存环境的会馆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不断强化着会馆的封闭和威严。影片最后用俯瞰的远景，衬托出高大古建筑包围中主人公渺小的身影，揭示了作为传统文化象征的会馆对人的异化作用。 黄建新对传统文化体制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对人的异化上，在另一些电影中他还批判了体制的漏洞对人生命价值的忽视和漠不关心。《埋伏》中由于撤退的通知没有及时下达，导致田恭顺病情加重，迅速恶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都没能好好享受一下家庭生活的温馨。同时也导致叶民主的情感生活出现危机。《求求你，表扬我》中记者古国歌去调查强奸案真相的时候，一小干部肯定地说，我们这里治安很好，最严重的也就夫妻吵架。对此，陈墨分析说：“中国人的表演、说谎已经深入骨髓。”“沿着这个思路，村支部书记、警察所长都可以撒谎。”[1] 以上电影黄建新表现出了一种义无反顾的直接批判和揭露，但在另外一些电影中，明显的批判和揭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道德困惑。特别是黄建新从澳大利亚回国后，面对颇为陌生的中国社会，他的反应是不知所措：“我一直被一种感受强烈地撼动着。那就是周围的巨大变化所形成的我未曾体会过的生存观念和信仰的大裂变，这包括与改革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我试图去掌握它而无从下手。”[4] 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困惑，黄建新在人物设置上颇具匠心。《站直啰，别趴下》中的人物相当具有代表性，一个是代表传统官文化的刘干部，一个是作为单纯知识分子的高作家，另外一个则是随着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个体户张永武。整部影片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改革开放背景中展开，三个不同身份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随着生活在改变。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都受到新兴经济力量的冲击，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在发生变化。作为个体户的张永武最后胜利了，在影片最后全院人合影的时候，黄建新故意把镜头弄成非常态，暗示着社会的“失序”，兀自感叹“金钱冲击传统价值观念后空余下传统文明碎片”[3]。正如黄建新自己所说：“说明社会上现在的人心理失重，自己寻找不到一个定点，在滑动……所有人物的笑声中含有一种现代人的捉摸不定和焦虑不安。”[2] “历史上那些强大的国家，都有极强的民族性格特征、完整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5]那么，面对我国的具体情况，究竟该持何种道德立场，持何种价值观念？此种道德困惑在《求求你，表扬我》中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面。黄建新在人物设置上同样花足了工夫。一个是以探寻事实真相为人民服务的记者古国歌，一个是做了好事非得要求表扬的农民工杨红旗，另一个则是女大学生欧阳花。对于杨红旗来说，他救了遭遇强奸的欧阳花从而要求登报表扬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这一行为背后还有一个谁都不能否定和嘲笑的动机，那就是希望自己那濒临死亡的父亲能实现他最后的愿望，即能看到儿子能被表扬一次。对于古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查清事实真相。对于欧阳花来说，她当然不愿意承认事实。作为一个正处在花季的大学生，遭遇强奸已让人痛苦不堪，哪还经得起杨红旗和古记者一再地追问，一再地揭伤疤，更至于要公之于众？很显然，这三人之间，无论是谁和谁，行为动机和心理需求都是互相冲突的。在这里，古记者代表了黄建新的视点，作为记者，该何去何从？是忠于自己的工作职责，还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抚平欧阳花的心灵创伤？抚平了欧阳花的心灵创伤，又怎么去安慰杨红旗以及他父亲杨胜利？答案不得而知，困惑中的古记者只有辞职。黄建新把这一道德困惑留给我们观众，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在现代社会，我们到底应该持何种道德立场，以此建构一个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