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在对文革的反思中建立了持续至今的历史叙述方式，即通过对于“纯”/政治、传统/现代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建构，通过将社会主义历史命名为“政治的依附”，从而将这段历史排除在“整体性”的文学观念之外。而1949年的转折，也被描述为政治强权的人为区隔。在主流的电影史表述中，关于孙瑜《武训传》的说法大致是一种浪漫的艺术家想象和对艺术的“坚守”被政治权力无情中断，在政治的威迫之下，孙瑜陷落，并从此处于“失语”状态，从而离开了创作巅峰。但是，主流论述所建立的《武训传》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事实上也遮蔽了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维度，这就是电影工业本身。应当说，并非如既定表述所言，新中国电影只是意识形态的表述工具，除此之外，电影还是一个庞大的工业系统，它事实上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1949年的转折就不能仅在政治的层面上加以解释。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关于孙瑜的既定表述遮蔽了作为电影人的孙瑜对于电影工业的依赖。应当说，《武训传》固然经历了政治与电影的正面遭遇，但它首先见证着旧中国电影工业的崩溃以及1949年后所进行的强有力的重整，正是得力于这一有效的再整合，电影工业才得以从废墟中超拔而起，《武训传》才得以在数载酝酿后获得拍摄。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有必要重新返回这段历史，以探讨政治化的表述之外，更多未被开启的复杂面向。 1、离去：溃散的电影工业 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辉煌期之后，孙瑜似乎陷入了某种沉寂。沉寂之中，孙瑜突然决定前往美国，孙瑜在自己的表述中，他是个“最没有出息的很想家的人”，那么又为何离家去国，跑到遥远的他乡？应当说，孙瑜的决定正是彼时电影业困境的表征，作为一个有着美国背景的电影人，孙瑜还算是较为幸运的一个，能有机会在他国实现电影梦想。孙瑜在回忆录中提到，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上海的影剧工作者纷纷离开上海，孙瑜也从上海来到香港，又辗转来到重庆。从抗战开始到1944年漫长的七年间，孙瑜一共编写了四部电影剧本：《流民四千万》、《火的洗礼》①、《长空万里》②和《燕赵悲歌》。而其中真正被摄制并公映的只有两部。《流民四千万》因为剧本未获重庆新闻局审查通过而未能拍摄。《燕赵悲歌》则因为中教厂没有摄影棚，也没有条件去重庆的中制和中电拍摄，故而流产。在频繁的敌机轰炸之中，被称为“电影慢手”的孙瑜不得不一反常态，飞快地赶制电影。终获摄制并公映的《火的洗礼》和《长空万里》不得不交叉进行，且只用了三个月时间。这种慌乱的拍摄状态透露出彼时电影业的艰难处境。这种艰难不仅仅来自于战争，还要包括国民党的审查机构以及资金和设备的匮乏。沈芸在《中国电影产业史》中已经做了描述：“抗战的后期，国民党的官营影业深受战争形势和国共关系变化的影响……通货膨胀、设备紧缺、运输困难扼制住了电影的生产，也使官营的演职人员生活困苦……片源的缺乏、出品质量的下降同样让影院市场暗淡。而1939年到1940年底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中电’与‘中制’一样，从1941年到1943年停顿了近三年。”③由此可见，彼时的电影业在战争的冲击之下已经濒临毁灭。 孙瑜的再度出国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是到国外养病，并拍摄宣传中国抗战的纪念片，“为反侵略战争略效微力”，④另一方面，这也是作为电影人的孙瑜面对中国电影业的衰落而做出的审慎抉择。对于一个以电影为武器进行启蒙和战斗的导演来说，能够再次获得拍摄机会，自然求之不得。而大洋彼岸的罗静予适时地发出了邀请，种种原因促使想家的孙瑜再度离家，到另一个国度谋求拍电影的权利。然而，这个机会并没有实现，孙瑜到达美国不久，日本战败，邀请孙瑜的哈蒙基金委员会停止了抗战宣传工作，孙瑜再一次“失业”了。为了帮助孙瑜，罗静予在离美之前为他安排了“华盛顿物资供应局代理”一职。据孙瑜回忆，每天的工作是“把罗以前申请获准的一些电影器材，还有与几家厂商定好的合同，等待交货后由我运回重庆”。⑤也就是说，在无电影可拍的情况下，孙瑜事实上是“改行”了。孙瑜提供了一个细节，在这段极其“清闲”的日子里，他对于拍电影仍旧念念不忘，他把《流民四千万》文学本分了镜头，准备日后拍摄。但是，直到1946年，孙瑜才有机会拍摄《美国大观》，这部电影最后还是由于超支而夭折。接下来的最后一个机会《水莲乡》再次因为资金不能到位而下马。就此算来，从1937年到1946年，在近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孙瑜只拍摄了两部电影。抗战时期电影人所遭遇的种种挫败，以及电影工业的衰败对于民族电影人的压抑，可见一斑。 在这段时期内，孙瑜有一个始终没有放弃思考和酝酿的电影题材，这就是《武训传》。从1944年陶行知请孙瑜导演这部电影到1947年孙瑜回国筹拍，时隔近四年。据孙瑜说，1945年离开中国时还带着《武训先生画传》，1947年回国途中还在写“分场剧情”。我们大致可以理解孙瑜彼时的心态，一个近十年间没有拍过电影的曾经辉煌的电影导演，珍藏着一个用四年时间酝酿的“念念不忘的电影题材”，⑥孙瑜对于重归电影业将会怀着多么巨大的渴望。而当抗战结束，电影工业开始重建，孙瑜终于得以返回中国。 从1947年孙瑜回国到新政权建立之前，孙瑜一直艰难地维持着《武训传》的拍摄。在既有的电影史表述中，这段历史被贯之以“电影业的复兴”、⑦“中国电影的成熟期”等等，在电影艺术的层面上，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如果稍稍做一下数据比照便可以发现，20世纪40年代的民族电影工业由于通货膨胀、内战、审查机制等多重原因一直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就战后左翼大本营昆仑公司而言，1947年到1949年总共只拍摄了9部电影。在国民党经济濒于崩溃之际仍然保持了强势状态的文华公司也仅在三年间(1946年8月至1949年5月)拍摄了11部电影。即使是掌握了绝大部分设备和资金，“颇为优良完善”的国民党中电三厂，此时也资金周转不灵：“目前所感受之致命打击者，厥为经济之枯竭与周转之不灵”。⑧从1945年接收时期到1949年离开大陆，国民党官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只生产了38部电影。如果我们比照好莱坞战后倾销仅1946年一年就高达881部，1947年也有200多部的数量，⑨那么民族电影工业的状况便一目了然。应当说，此时民族电影工业已经很难给电影人提供展现才华的舞台和机会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瑜的《武训传》才格外艰难。孙瑜1948年在中制厂开始了《武训传》的拍摄，拍摄到三分之一的程度便遇到了资金紧缺，此时淮海大战已经成功，中制方面在濒临解体之时不得不宣布停止《武训传》的拍摄，向台湾转移。《武训传》的前三分之一便由昆仑公司低价买进。但当时昆仑公司正在赶制《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武训传》并没有排上日程。1949年5月，昆仑公司也由于《乌鸦与麻雀》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敕令停摄而陷入僵局。对于孙瑜来说，电影工业的状况并没有满足他重归电影业拍摄好电影的愿望，《武训传》成为一个多年未能实现的梦想。从《武训传》的遭遇可以看出，在建国前，中国的民族电影工业事实上已经解体，这种解体并非仅仅由于政治，它是在国民党失败的币制改革，对美国倾销的默许，战争的影响以及电影业的审查机制等多重作用之下走向崩溃的。事实上，建国前夕的民族电影业已经十分需要一种强有力的重整，而这种电影业内部的强烈需要正是既有的主流表述所遮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