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始，百废待兴。此刻的毛泽东虽日理万机，却将关注焦点聚集在一部影片，一个历史上的小人物武训身上。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方式发表了毛泽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问题性质定性到十分严重的程度：“电影《武训传》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不是一次局限于电影界、学术界少数人的学术讨论，而是一个终审判决，一次大张旗鼓的文化改革运动。文章最后列举了数十篇赞许和肯定武训及《武训传》的文章及作者的名单，作为“陪斗”，其中还包括一些潜在的有关的领导人和口头颂扬者。再者，此次文化运动事先并无征兆，犹如晴天霹雳，震得人们目瞪口呆，惊惶失措。 其后的三十多年里，这篇讨伐《武训传》的檄文，成为电影批评、文艺批评的“样板”，谁也不敢公开怀疑它的正确性、权威性和真理性。三十四年之后，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等全国报刊刊登了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要点如下： 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胡乔木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宣告那场轰轰烈烈的《武训传》批判是个错案、冤案，公开予以平反昭雪。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是70年代末期批判两个“凡是”的延续，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值得庆贺。但这次对《武训传》批判的批判，过于简略和概括，并局限于方式、方法的范畴，“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却未涉及到《武训传》批判的思想观念、论据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究竟存在些什么问题。 作为一个电影评论工作者，我一直关注这场半个多世纪前对新中国电影产生过重大和深远影响的大案，能有一个在实质问题上比较合理的说法。自胡乔木讲话后，与《武训传》直接相关的人士，如影片的编导孙瑜，当年负责上海文化电影工作的夏衍等，都先后发表了有关的回忆录。但始终没有见到一篇较深入地探讨《武训传》批判思想内容的文字。难道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的大事，要作为半悬案留待子孙后代去解决？我不是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深知研究这样的重大问题学养严重不足。但出于职业的责任感，愿作这样的尝试。 武训及武训的银幕形象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于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这一段文字，代表了《武训传》批判的基本立场观点。其中对武训其人或影片中武训形象的概括，显然是极端、片面和粗暴的。武训其人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于他的特立独行。一个贫苦的农民，沦为叫花子，讨了四十多年的饭，节衣缩食，也不成家立业，千方百计积攒钱财，办了三个义学，让穷孩子也能念书学文化，从而改善自己的命运。诚然，武训为了挣钱，让人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乃至喝脏水、吃瓦片等自虐行为的确丑恶。他那种疯疯癫癫的生活方式，不足为训；他认为穷孩子只要学文化就能改变祖祖辈辈受欺压受剥削的命运，也不过是一种浅薄的乌托邦幻想。但把武训梦寐以求地办义学称之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把他的自虐行为概括为“对反动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则基本上脱离了武训其人及其银幕形象的实际。这是极左思潮泛滥年代大批判文章一种无限上纲的惯用手法，穿凿附会，以势压人。 批判文章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影片“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 我不只一次看过影片《武训传》，均在几十年前，有些人物和情节已渐模糊。最近重读了《武训传》的电影文学剧本，①以便厘清是非。影片中虚构了一个名为周大的人物，曾参加太平天国北征军团，失败后隐匿过去身份，与武训一道在张举人家扛活。周大武艺高强，侠义耿直，因不满张举人对长工婢女的欺骗和虐待，与他及他豢养的打手多次发生冲突，被张举人勾结官府投入大牢。后来周大与囚犯砸开监牢揭竿而起，并火烧张举人府。周大虽然在影片中出场不多，却是个颇见亮色的正面形象。檄文怎么会作出这样的结论，“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武训呢？如果说前面的批判是脱离了银幕形象的实际，这条关于污蔑农民革命的罪状，则可以说是颠倒了黑白。从影片编导的立意及银幕效果来考察，虚构周大这个人物，正是为了说明要用武装起义和普及教育的文武两手配合起来改造旧社会。影片临近结尾处，穿插了这样一个段落：老年的周大带领几十个起义的农民兄弟邂逅武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