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神话包裹着的民族寓言

      

      《悲梦》海报

      兼编剧和导演双重身份于一身的金基德似乎比其他导演更谙熟如何建立起叙事与影像之间的关系，他善于用极具震撼力的镜头，表现惊世骇俗的题材，他的影片在众多的韩国影片中异军突起，势头强劲地走进各大电影节的展厅，引起了轰轰烈烈的讨论和争议。

      作为一个有着敏锐艺术直觉的导演，金基德善于发现寓于事物表象下的深层意义，他对韩国的社会状况有着深刻的洞见，清醒地觉察到现代社会中人们正在普遍丧失道德感、价值感和人性尊严。从1996年拍摄第一部影片开始，他就以巨大的热情关注着女性和社会上的弱势人群，满怀同情地表现她/他们的生存困境，表达他对社会秩序和道德原则的思考。同时，面对后殖民时代所带来的文化危机和身份认同问题，他将自己对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问题的探索融汇于影像之中，以强烈的责任感和自尊心进行着民族神话建构的努力。本文将从道德、性别和身份三个方面对金基德的电影进行分析。

      一、僭越表象下道德神话的建构

      丹尼尔·贝尔在《文化：现代与后现代》一文中提到现代主义的特征：“它故作晦涩，采用陌生的形式，自觉地开展试验，并存心使观众不安——也就是使他们震惊、慌乱，甚至要像引导人们皈依宗教那样改造他们。”①可以说，金基德的影片明显地具有现代主义的这些特点。他以惊世骇俗的题材和震撼人心的画面，不断给观众的视觉和心理带来巨大冲击。他的电影中充满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这些人往往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他们不受社会正常存在秩序的制约，没有明确的道德感和生存目的，金基德不断地以极端的情色和暴力驱逐着他镜头下的男女，这些心灵残疾的人们，在欲望中堕入黑暗，在暴力中宣泄自身的痛苦，在罪孽中愈陷愈深，以彼此的残忍和冷酷挑战着世俗的道德底线，金基德仿佛对他们毫无节制，任由他们引起观众和评论者的争议与诟病。

      不难发现，金基德镜头下的人物总是在欲望—罪孽—绝望—毁灭的道路上走向黑暗的深渊，但却不能仅仅认为“欲望是其影片的主体，影片内容只是传达欲望的载体。通过欲望这一扇窗口，金基德毫不留情地将隐藏于现代社会人性底层的欲望本能与丑陋面目暴露无遗，并在镜头前将其放大，向世人揭示：那些表面上看来平淡无奇的生活和平凡无奇的人，其内部深处却隐藏着龌龊的欲望与诱惑。”②诚然，金基德的影片中充满了情色与暴力，但他的影片却绝不是以情色或暴力作为噱头来达到商业性营利的目的。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外化，情色与暴力不仅不带有贬损的含义，相反，金基德将其看成人们精神痛苦的一个出口，看成是美丽而非丑恶的东西。如在《雏妓》(1998年)中，当表现姬美看到珍花在灯塔上做爱的镜头时，导演用了仰拍的角度，作为道德化身的姬美以一种膜拜的姿态，仰视着珍花，并由此改变了对珍花的一贯看法。一个道德原则模糊的妓女征服了一个有强烈自尊心和道德感的女大学生，这似乎代表了金基德对情欲和道德的基本看法。道德涉及的是避恶扬善，它往往压抑本能和快感，力图承担起责任和使命，而情色在金基德的镜头下，表现得更多的是快慰和美感，是与人类的本能欲望相贴合的，因而也更接近人类的本真状态。因此，如果认为金基德想要用欲望来表现丑陋，那将是对金基德最大的误读。

      欲望在金基德的世界里几乎是最纯净无瑕的东西，它来自人类原始的本能，金基德借这种外在的欲望表达了人物内心世界的空虚无依，正如《收信人不明》(2001年)中，在“别人的后院”里无所适从的美国大兵从眼睛残疾的英玉身上寻找慰藉后所感到的那样，精神的残缺比肉体的残缺更加令人痛不欲生。这些肉体或心灵充满伤痕的人们，迷失在欲望的宫殿里，通过肉体的满足来疏导精神上的痛苦，他们生活在一种无望的精神状态之下，对于未来没有确定的方向，没有安全感，没有希望，只能够依靠暂时的感官刺激，来寻求一种另类的满足。金基德将人物的这种感受化作一种审美体验展现给观众，而“如果审美体验本身就足以证实生活的意义，那么道德就会被搁置起来，欲望也就没有任何限制了。在这种探索自我与感知间关系的活动中，任何事情便都成为可能。”③

      

      导演金基德

      

      《撒玛利亚女孩》海报

      但如果仅仅如上所述，那金基德也不过只是一个有着极深叛逆思想的编剧和导演，他努力地破除了人们心中对传统和道德的迷信，而将自我专断和不受限制赋予片中人物，于是，逃脱与僭越便成为这些人物最大的精神特点。但事实上，金基德在颠覆观众以往观念的同时，一直在试图建立属于他自己的道德寓言和精神神话，也就是说，这些表面上看来溢出常规的作品中，其内核仍然是道德原则的显性缺席和隐性在场。金基德深刻地意识到，“人们一旦与过去切断联系，就绝难摆脱从将来本身产生出来的最终空虚感。信仰不再成为可能。……这种在劫难逃的焦虑必然导致人人处于末世的感觉。”④因此，在叛逆和颠覆的同时，金基德努力寻找着带领现代人走出精神困境的救世良方。表面上看来金基德对所谓的道德原则不屑一顾，男女主人公似乎都是一些没有什么道德感的人物，但实际上，金基德作为一个具有话语权的叙事者，往往不露声色地阐释着自己的道德原则，他的影片之所以常常以主人公的自我伤害和死亡作为结局的原因也正在于此。我们可以用无路可逃一词来形容这些性格中明显带有缺陷的人物，金基德一边对他们满怀同情，表现他们不甘现状的挣扎，一边以几近残忍的方式，击碎他们僭越道德原则的幻想。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人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反抗社会，最后发现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境(《真相》，2000年)；远离世俗的人们，不断表现出对正常生活的渴望，最终走进主流社会(《雏妓》、《撒玛利亚女孩》、《弓》)；而那些仍不肯驯服的人们，或者死于枪口(《野兽之都》，1996年)，或者在流浪中继续体味生活之艰辛(《漂流欲室》、《坏小子》、《时间》)，或者绝望地以自杀的方式完成最后的无声的反抗(《收信人不明》、《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