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9)01-0096-05 黑社会生活出现在香港电影中大约始于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逐渐形成香港电影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二十多年来，香港“黑道”电影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类型历久不衰，特别是在近十年当中，在香港电影总产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类电影的创作却愈见繁盛，成为当前香港电影中最重要的商业类型之一。 黑社会的存在，固然是当时香港社会的现实，但是作为商业类型电影而存在的香港黑社会电影，在更大的意义上，并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艺术家们对自己的社会理念和想像所进行的隐喻性表达。 虽然“黑道”通常只是作为“黑社会”的一种俗称出现，但在电影中，它涉及的含义似乎比更带组织色彩的“黑社会”更为广泛。“黑道”的生活内容、处世方式和价值理念等，不仅在之前的表现有组织的黑社会和描述蛊惑仔生活的黑社会电影中存在，也广泛地渗透到众多现代香港题材的影片中。我更愿意用“黑道”而不是“黑社会”的概念，因为本文更多地是关心其中渗透的对正统社会准则的否定和反叛意义方面的内涵。 香港电影中的“黑道”，其实并不是以一种完全负面意义的形象出现在香港类型电影中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香港都市现代化的进程，香港商业电影对于本土现代生活的关注也越来越多。邵氏黄梅戏电影和古装武侠电影的式微正是这种社会变革带来的电影观众娱乐需求变化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片”作为最早表现黑道生活的现代电影类型而广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成功地将古装武侠片里的“侠义”精神巧妙地移植到对现代黑道生活的想像性表述之中。在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中，“侠以武犯禁”包含着复杂的价值建构机制。江湖道义、社会准则和法制伦理构成的复杂的认同与反叛的交织，形成弥补社会通行的价值体系缺陷的一种另类价值认同体制，与官方伦理共同参与了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建构。 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香港“黑道”电影将武侠电影中的“江湖”伦理与好莱坞强盗片的类型经验相结合，建立了一套更具现代都市文化色彩的“黑道江湖”的道义和社会准则，不同于传统“武林”中以“武功”分高下、强者通吃的江湖准则。现代黑社会的内部结构更为复杂。这是一个以传统中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大家庭的权力结构原则为基础的社团构成，对内以“情义”为纽带，对外以“恩怨”分敌我、以“暴力”分高下的社会组织。在这种以家庭式的权力结构的叠加构成的等级社会里，一层的大哥同时又是上一层的小弟。不同层次之间的“情义”、“恩怨”和力量对比复杂交织，又共同受制于“白道”社会的法制和强权，其能为戏剧式冲突提供的创作空间的复杂和微妙程度远甚于传统的武侠世界。这一切都为“黑道”电影提供了异常丰富的叙事和表现空间。这是“黑道”电影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为艺术家们借对“黑道江湖”的展现，隐喻性地阐释其社会和生活理念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在20世纪香港“黑道”电影30年的历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艺术家们植入其中的社会和生活的价值理念，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心态变化而变化的历史轨迹。 在《英雄本色》的时代，我们从小马哥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传统武侠电影里“侠盗”的崇高。那充满智慧和勇气的盗窃行为、动人心魄的兄弟情谊、献身精神和悲剧性结局，既满足着人们在现实生活的压抑下面深藏于心底的宣泄需求，又呼唤着正常社会真正需要的情感和理性追求。他们的行为是与现实社会的法制伦理相对立的，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比真实生活中的社会道德现实更具崇高性。严格地说，英雄片里的主人公还只是处于“黑社会”的最底层，是受到上层黑势力的利用和陷害的小人物。虽然“警”与“盗”的对立是表层情节的基础，但两者精神内涵的同构更多是正面意义的。 “黑道”电影中人物的法外生活，更多是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加以表现，而非直接与价值的认同和判断紧密相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电影没有对社会公认的价值准则的认同。其对“黑道”的法外生活的价值判断并不是与正常的社会标准完全抵触的，而是在行为层次上设置了一个与通常社会标准相关的道德底线。江湖的伦理是“盗亦有道”。这个“道”将许多法外的生活方式视为正常，但针对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人际间的隔阂和冷漠，这个“道”却突出强调了对于“情义”的重视。社团内兄弟间强调的是在“情义”的基础上无条件付出的正面价值，而对“外人”则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和暴力基础上的恩怨分明、睚眦必报。这一点，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蛊惑仔电影中也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尽管蛊惑仔们对黑社会生活方式的认同更具主动性，但是“情义”和“恩怨”的内外有别仍十分清晰。而其中，是否滥杀无辜和经营毒品常常是作者是否赋予某些黑道人物以正面情感认同的最主要的区分标准。其实这种道德标准不仅适用于黑社会内部，对于那些与其对立的警察也是如此。在“官兵抓贼”的游戏中，警察也常常采用许多法外的方式以求成功，而“雷洛”式的自私、暴戾和那些不关心、不理解属下的真假洋鬼子，也都遭到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这“盗”者之“道”的存在，为观众对黑道人物的正面认同提供了基础，也为“黑道”电影作为一个商业类型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这种价值判断准则带有很强的中国传统中以由近及远的血亲关系建立起来的一套处世哲学和价值伦理色彩。在其指导下，“官兵抓贼”的游戏中职业区分的理性标准让位于对人物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张力，这使“黑道”电影成为一种在满足人们宣泄需要的同时参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大众文化产品而得以不断成长。特别是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唯利是图和强者通吃的社会现实面前，它维持了人们对保持传统的亲情和友情的想像性追求。而其中所包含的对传统的侠义精神的肯定，其实也是对英国统治下香港中下层华人建构身份认同的一种有效方式。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回归的临近，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意识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也曲折微妙地反映在影片创作之中。对香港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现状的认同使得港人一开始对未来的回归持有一种莫名的畏惧感。但“香港人”对以往包含的“英国殖民地下的中国人”这一潜在身份认同逐渐转化为对更具本土色彩的“香港人”这一身份的认同。这在“黑道”影片里，最早是以“省港旗兵”式的大陆笨贼悍匪形象表现出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大限日近，这种过于直露的表现方式逐渐趋于隐蔽，而更多地转向对警匪关系和黑社会的表现上来。“黑道”电影里的主角也由小马哥式的下层小弟变成了卧底警察和黑社会老大，主导的叙事关注也悄悄地从对“情义”的推崇转向在“正义”和“情义”间的徘徊，继而转向“春秋无义战”式的纯粹的利益和权力角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