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8）06－0037－06 19世纪末期以后，由于中国移民在美英国家不断增多，跨种族婚恋或性恋问题凸显出来，给惯于编织爱情故事的好莱坞提供了新的素材。与一般浪漫爱情故事不同的是：这类异国恋情故事往往体现着性别、种族与政治冲突的内涵。具体到好莱坞电影文本中，如果恋情发生在中国男人与白种女性之间，中国男人的男性气质则被遮蔽，很多时候他们要么被塑造成阴柔型的太监，要么被刻画成阴毒型的诱奸者。前者缺乏阳刚之气，有诱奸的想象，没有诱奸的能力，经常表现出某种变态的性爱；后者以邪恶的手段诱惑白人少女。相反，如果恋情发生在白种男人与中国女性之间，白人男子的男性气质得到彰显，中国女性往往被描绘成性感的尤物，为白种男性英俊的外貌、十足的男子汉气概所倾倒而甘愿委身。 中国男人与白种女性之间的恋情由于威胁到白人的父权制权威，是爱情禁忌。在这种形式的婚恋中，白人女性是纯洁的被垂涎者，同时也是西方自身道德脆弱的象征。在好莱坞电影中，这些纯洁的白种女性又往往带有渴望堕落的隐秘心理，因而故事的结局不仅要根除异族的诱奸者，还要惩罚那些潜意识中不安分的白人女性。白种男子与中国女性之间的恋情由于体现了白人男性的魅力，爱情禁忌则被解除。在这种婚恋模式中，白种男人每每扮演着拯救中国女性的角色，演绎拯救的神话。 一、爱情禁忌：华人男性气质的遮蔽 美国学者罗伯特·康奈尔将男性气质分为四种类型：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ity，亦译“霸权男性气质”）、从属性男性气质（subordinated masculinity）、共谋性男性气质（complicit masculinity）和边缘性男性气质（marginalized masculinity）。根据他的这一理论划分，白人男性属于支配性男性气质，华人男性则属于从属性、边缘性男性气质。为了维护白人男性的霸权地位，好莱坞电影中的异国恋情故事总是遮蔽华人的男性气质，彰显白人的男性魅力，从而实现西方对东方的君临与霸权。《落花》（Broken Bolssoms，1919）和《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an，1933）就是好莱坞异国恋情电影中华人男性气质被遮蔽的典型。 《落花》是根据英国作家托马斯·柏克（Thomas Burke,1886－1945）的短篇小说《中国佬与孩子》（The Chink and the Child，1916）改拍的默片电影。小说讲述12岁的白人女孩露茜（Lucy）在和中国男人程环（Cheng Huan）接触后，被父亲残暴地摧残致死的故事。1919年，该小说被美国著名导演格里菲斯（D.W.Griffith）改拍成电影《落花》。改编时格里菲斯有意识地矫正当时流行的“黄祸”偏见，取了一个副片名《黄种人与少女》（The Yellow Man and the Girl），将带有污辱性的“Chink”改成“Yellow man”，表现出对中国人的同情之心。表面上看，《落花》似在呼吁种族宽容，尊重异族文化，甚至有影评家指出它是一部“严肃的人道主义杰作，而非又一部耸人听闻的侮辱东方的电影”[1](P43)。它将西方视为野蛮、暴力、堕落的所在，批判西方男性主导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对黄种人的歧视，赞赏亚洲人的高尚道德和白人女性的纯洁。但隐藏在表层叙事背后的，是种族主义的性禁忌，性爱的主客体与种族优劣的相互暗示是这部电影或隐或显的主题。 《落花》开头叙述中国人程环满怀着用佛家的慈悲宽容去拯救西方人的理想，正离开中国前往异乡。几年之后，程环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时已沦落为伦敦莱姆豪斯区的一个小商人，整日沉浸在鸦片烟雾带来的幻想之中。他迷恋上经常去唐人街的白人女孩露茜，露茜不时会遭到拳击手父亲的痛打，程环格外怜惜这朵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次，露茜在被父亲毒打后逃到唐人街，昏倒在程环的小店前。程环将她带回家，像对待公主一样照料她。程环早就对露茜充满了欲望，但在低头去吻露茜的一刹那，又及时拉回自己的理智，没有亵渎他心目中纯洁的女神。露茜的父亲巴罗得知女儿躲在中国男人那儿后，父亲的威严、种族歧视的怒火使他愤恨地将露茜揪回家，凶残地将她暴打致死。而柔弱的程环随后用手枪打死巴罗，抱着死去的露茜回到唐人街，自杀在她的身旁。 《落花》体现出性别与种族秩序互相阐释的深层内涵。性别和种族之间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男人强于女人，同样，一些民族也强于另一些民族。西方白人一方面通过张扬白种男人的男性气质，另一方面通过将黄种男人女性化，来达到压制东方、歧视东方的目的。《落花》中，白人巴罗和华人程环象征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巴罗是个职业拳击手，象征着男性化的狂暴、野蛮力量。小说中描写他“像鹿一样善于奔跑，像灰狗一样善于跳跃，拳击场上像机器一样，喝起水来像吸管一样。他恃强凌弱，性格威猛，意志刚强”。而程环从上海辗转英国的加的夫、利物浦、格拉斯哥，最后沦落到伦敦的莱姆豪斯。他躬背弯腰，耸肩缩项，每日像中国皮影戏中的皮影一样溜进烟馆，抱着烟枪蜷缩在一角，沉醉在幻觉的世界里。在电影里面，有关巴罗的镜头都和拳击、打斗有关，他霸气十足，性情粗暴，出手凶狠；而有关程环的画面则多是半睡半醒、怅然若失，不仅他的小店经营女性喜欢的东西，他本人也对穿着打扮极其用心，举手投足间女子气十足，电影中用了很多推拉的慢镜头，着意表现他身上的女性特质。为了凸显巴罗强悍的男性气质和程环柔弱的女性特质，导演格里菲斯使用蒙太奇手法，将巴罗在拳击场上的镜头两次切换到程环幽暗的房间里，刻意展示他是如何地陶醉在性与美的抒情性迷梦之中。 巴罗和程环不仅代表着两种个人性格，更重要的是象征着两种民族性格。程环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与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的阳刚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文弱，后者粗暴；前者是浪漫的幻想家，沉溺于鸦片，醉心于审美，后者是粗暴的行动者，以折磨女儿为快事。电影着力打造的是一个弱势的、女性化的东方，来反衬一个强势的、男性化的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