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非常善于重构西方经典的文艺主题。将西方经典的寓言、童话、民间故事的框架拿来，经过巧妙改编，变成具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格，充满纯粹的俄罗斯人性，讨论严肃的俄罗斯问题的新篇章，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学艺术的一大特色。继克雷洛夫寓言、普希金的童话诗之后，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电影《12》又将这种俄罗斯式的重构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形式的重构 1957年4月13日美国上映了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这部由瑞吉纳德·罗斯（Reginald Rose）编剧，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导演，亨利·方达（Henry Fonda）主演的黑白电影由于反常的单一场景和出色的人物对白以及缜密的推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片获得了当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以及1958年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画面、最佳剧本和1958年金球奖最佳导演、最佳画面、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整部电影的所有场景都集中在一间屋子里。面对一名被指控弑父的少年，12位陪审员将做出决定他一生的选择。12名陪审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当中有广告商，有工程师，有警察，有银行家，有推销员…… 美国的陪审制度要求所有陪审员必须取得一致意见才能作出判决，所以当第一次11∶1认定少年弑父罪名成立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屈服的会是那个唯一的1。但其中一名工程师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开始提出疑问，放大疑点，逐渐说服每一个陪审员。最终，所有的陪审员统统被工程师说服了，12票通过男孩无罪，大家在一一握手之后，各奔四方。 一部电影在长达95分钟的时间里只有一个场景：一间狭小的讨论室；没有好莱坞惯用的曲折情节和凶杀场面；仅靠12位陪审员的争论和推理便如此引人入胜，这使得美国电影《十二怒汉》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而整整50年之后，尼·米哈尔科夫却偏偏要挑战这部经典。在近两年的精心准备之后，他终于在2007年将俄罗斯大片《12》奉献给观众。 影片秉承了原版构架，并将故事背景转移到了当代俄罗斯，完整讲述了12名陪审团成员对一起车臣少年涉嫌谋杀其俄罗斯族养父案件的审理过程与结果。12名来自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地位的陪审团成员聚集在一起商议一个车臣少年对其继父的一级谋杀指控。被害者是前苏联特种部队的一名军官，他曾参与了对车臣的控制。在11位陪审员都认定少年谋杀罪名成立时，最后一位发言的陪审员却力排众议，要求其他人至少再讨论一下这个案子。这位陪审员带头投了反对票，在他的反复劝说之下，每一名陪审员都开始审视案情的疑点和反思内心深处的隐痛。最终男孩被判无罪，12个人也得到了心灵的释放。 在影片的情节和叙事结构上，俄罗斯版的《12》和美国版的《十二怒汉》颇为一致：一个空房间、12个陪审员；讨论一个男孩弑父的案情；从11∶1的最初判决男孩有罪，到最终全票通过无罪判决；中途经过了案情的推理和人性的较量……以影片的叙事结构来说，枯燥的场景以及大段的对白，对于读图时代和快餐时代的观众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影片独特的叙事环境又有助于将影片主题予以彻底全面的阐述。美国版的《十二怒汉》之所以成功，奥妙就在于此。而米哈尔科夫的重拍作品，则在原版基础上更形成了一种力量的爆发与回馈。在同样的空房间中，导演通过车臣少年谋杀俄罗斯养父的典型案件展现了当今俄罗斯的各类典型社会问题以及人们应该拥有的希望。因此，即便是在形式上，米哈尔科夫也要注入俄罗斯式的元素。 影片开端是典型的米哈尔科夫式的诗化的象征性镜头：想要回家的孩子在山路上狂奔，戴着头巾的高加索母亲美丽安详的脸庞，政治家在山坡上演讲……突然这第一组蒙太奇叠化为中枪死亡的母亲和战场上野兽般的冲锋士兵。两组蒙太奇通过高光黑白镜头，凄凉而刺目地展示了俄罗斯人的历史境遇，瞬间提升了俄版《12》高于美版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 西德尼·吕美特的美国版将整部电影都放在一间闷热的狭室里完成，舞台剧出身的吕美特利用局促的空间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压迫感。米哈尔科夫却把陪审员的讨论现场放在了一个中学的旧体育馆内。一个单一的空间立刻充满了各种“俄罗斯特色”：学校的体育馆对当代俄罗斯人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隐喻。那场最能触动当代俄罗斯人神经的别斯兰人质事件，正是发生在一个学校的体育馆里。334条人命在车臣恐怖分子的手中消失，这让全体俄罗斯国民都刻骨铭心。电影中同样在一个学校体育馆里，12个俄罗斯人将决定一个车臣男孩的生死。除此之外，年久的体育馆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出色的文本背景。体育馆里的零星道具与陈旧的设备告诉我们俄罗斯人民也面临着巨大的代际鸿沟——储物柜里一只特大号的胸罩让陪审员对当代学生的身体素质变化叹为观止；一支废弃的毒品注射器暗示了青少年的颓废；苏联时期遗留的旧管道成了某些悬而未决的老问题的象征；而钢琴、篮球、双杠等更多美好的东西则勾起了12个来自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人复杂的青春记忆，而这个比老版电影开阔得多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更大更灵活的思考余地……这是一个人性复苏的引子，给男孩弑父案的逆转打了一个伏笔。 美国的事件发生在盛夏，俄罗斯的事件发生在冬天，而冬天几乎是俄罗斯民族的代表性季节；美国陪审员直接投票，而俄罗斯的陪审员把纸团放在喝伏特加的玻璃杯里；美国的陪审员一个接一个地陈述案情，针锋相对；而俄罗斯的陪审员们讲的是自己的身世背景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美国的电影结局以“无罪”二字作为封闭的结局，而俄罗斯的电影则给了男孩儿自由选择的开放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