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上海新中华杂志社编辑部刊登了一则通告，要求读者就“上海的将来”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两个月后，编辑部收到了100多篇短文，作者中虽有茅盾、林语堂、郁达夫这样的知名作家，但大多数投稿人都是普通读者。杂志社选取了其中的75篇文章，以《上海的将来》为题于次年结集出版。呼应当时流行的左翼阶级分析观，集子的序言勾画了一个被阶级差异所分裂的上海： 上海是世界第六位的大都市，是中国第一位的大商埠；是国际帝国主义对华经商的大本营，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滋长的根据地。上海的市民，日益增加；上海的建筑，日趋高大；这都足以表示上海的繁荣与欧化的。但在另一方面，在日益增加的上海市民中，不知有若干人在号饥呼寒；在日趋高大的建筑旁，不知有若干人在风餐露宿。上海的生活贫富与变化与对比，有主人，有奴隶；有高等华人，有马路瘪三；……① 除少数几篇由非政治或缺乏政治兴趣的作者所写的文章外，新中华杂志社的上引序言为整本文集定下了基调。大多数投稿人对“上海的将来”做出了两种判断：要么崩溃，要么重生。一位作者认为，为了预测上海的明天，我们首先应该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上海应不应该有将来？2）上海能不能有将来？3）如果上海不应该有将来、但这座城市在将来却依然存在，那么，这个城市的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② 很多投稿者认为，回应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超越就上海谈上海的局限，进而将这座城市摆在民族国家的大语境中加以考察，揭示其异己对立的本质。“虽说上海的地面是我们中国的”，某投稿人写道，“事实上有一寸土真正是中国同胞的吗？不是。”③ 上海这座“自由市”，或曰“上海国”，根本就是中国民族国家利益的对立面：“上海一天天的繁盛、扩大，中国便一天天的凋零、衰落。上海成了天堂，中国遂如地狱。”④ 就此意义说，关于上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上海绝不应该有将来。无论上海多么繁盛，它都只是“帝国主义吮吸中国人脂膏的吸盘”。因此，为确保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民族国家地位，上海必须全然“没有将来”。如果有所谓“将来”的话，那这一“将来”必定是都市上海的彻底崩溃：“我不能允许上海还有它的‘将来’，假如是有，那它的‘将来’应该是毁灭！”⑤“若有人问我，上海的将来是繁荣或是衰亡，我将毫无疑虑及踌躇地回答：衰亡”。⑥“上海如不能走向健康的繁荣，毋宁走向痛快的毁灭”。⑦ 围绕“上海能不能有将来”的问题，一些投稿者认为，答案的关键在于上海能否从外国和剥削阶级统治崩溃后的废墟中重生。尽管现实和未来的图景一片漆黑，上海仍被很多投稿者视为是民族重生的物质基石，同时也是生产终极答案、美好结局以及启示录般预言的最佳场所。“假如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抬头，那中国怒吼的第一声定是从上海发出”。⑧ 新生的上海不仅将从英国和日本兵营、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以及英法日警察、红头阿三和白俄包探等外国邪恶势力中解放出来，而且也将成就为一座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城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对立以及“上海是一座剥削阶级的压榨机”的事实，将最终导致二者之间冲突的尖锐化，其结果是“构精化生”出一座纯净无瑕的新都市： 在那新上海里面，没有主人与奴隶的分别，也没有“高等华人”与“马路瘪三”的对比。住在“贫民窟”里的穷鬼子，将乔迁至“高楼大厦”去居住；住在“高楼大厦”的“安乐公”则将乘飞机逃到“火星”去度寓公的生活。⑨ 不过，据作者看来，通向未来无阶级城市的路途并不平坦。“临盆之日，母体难免流血的痛苦”，剥削阶级“将作最后的挣扎”，而“黑虫”们（即普罗阶级）在新上海诞生之前也不得不经历一次“伟大的牺牲”。 正是在此处，毁灭与重生的母题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在许多投稿者的未来想象中，作为一个因中国其他地方衰落而畸形繁荣的半殖民地城市，上海无论是从文化礼教还是从法律道德上都必须为“破坏”和“吞噬”中国的一切而遭“诅咒”。⑩ 从这点看，为确保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强大，上海必须没有将来。霓虹灯必须被死亡吞灭， “黑墨的浓云”将笼罩都市的天际。(11) 另一方面，婴儿临盆的隐喻也暗示了上海的启示录特质。在毁灭的都市废墟上，一个摆脱了外国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新世界将会诞生。如果上海有将来，那么它会是一个在民族和阶级争斗中重新诞生的“新上海”。上海的重生， “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此层面说，上海的将来富含宗教似的启示意义：在“灾难的背景”下，亦即“邪恶”都市轰然崩溃的瓦砾中，一个全新的理想世界将最终从旧时代的废墟中诞生。 尽管《上海的将来》收录的都是一些随感式的短文，其中所图绘的未来都市景观大多模糊不清，但在超越现实的箍限、寓意性地构筑一个乌托邦或敌托邦城市方面，却将自身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化氛围拉开了距离。本文以《上海的将来》铺展话题，将主要讨论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和日本电影文化中渐成传统、而且不断产生经典的敌托邦城市想象，并在此基础上观照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电影所积淀的相应作品。文章认为，敌托邦城市的影像想象，是拓展电影时空、丰富电影类型、特别是黑色电影和科幻电影的重要途径：就哲学层面而言，敌托邦城市的建构，映射的乃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对现代性、启蒙主义以及文明和科技发展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对敌托帮想象传统的探讨，不仅试图为中国电影寻找某些普适性的主题，而且意在与贯穿中国现代思想的唯进步论、唯科学主义等建立批判性的对话关系。 敌托邦社会与敌托邦想象 尽管“敌托邦”（dystopia）一词的使用大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后期，(12) 但敌托邦想象直到二十世纪、特别是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西方思想中逐渐发展成形，并由此催生了一批另类于工具理性和进步主义的文化经典。(13) 如果说启蒙主义思潮和工业革命、技术进步向来就不乏批判的对立面的话，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对文明的废墟性毁灭则严重加深了西方文化语境中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焦虑和恐惧。这不仅因为独裁政体同时可能滋生并成熟自左翼和右翼思潮，更因为技术的进步并未允诺完满的人生和美好的世界，反而直接导致了轻易毁灭文明之手段的达成，更危及人类所赖以存活的地球本身。敌托邦想象的背后乃是对现实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的警示和批判，它贯穿于西方现、当代思潮的始终，由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共同图绘，只不过现代主义者可能还对“荒原”的疗治抱有幻想，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干脆认为敌托邦也许并非想象、而是当代社会本身。福柯关于“圆形监狱”（Panopticon）机制的探讨，仰赖的正是对当代西方监控和惩戒空间的建筑学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