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摩尔的影片《罗杰与我》（1989）曾经在美国纪录片学界掀起一翻争议——“迈克·摩尔对于事件过程的重新安排与拼贴已经构成了一种谎言，或者说这已经不是一部‘像样’的纪录片。”[1] 在奥斯卡评委挑剔的尺度下，《罗杰与我》最终未能入围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面对这一“不得不说的遗憾”，45名电影导演联名向“国际电影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公开信表达自己的“强烈愤怒”，正如著名导演帕莫勒·耶茨所言：“奥斯卡评委对于纪录片的狭隘认识已经完全混淆了纪录片的范畴，他们依然将纪录片刻板地定位在‘客观报道’这个幼稚的阶段上。”[2] 显然，“摩尔事件”并非体现为纪录片审美评价层面的主观分歧，而是对于纪录片本体属性的再一次讨论。那么，当“真实性”引发如此大的争议时，我们不禁要问，纪录片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显然，对于纪录片核心属性的界定，首先并非是一个完全理想化的“美丽假定”，也不是一个过于概念化的“精神想象”，更不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形式思维”。本文试图从纪录片技术思维、实践模式、虚构界线、意识形态四方面入手，探讨纪录片的本体特征。 技术思维与解释性认同 纪录片应该被定位为“公共产品”还是“个人作品”？这一问题本质上涉及到纪录片的技术思维特质——影像只不过是纪录片导演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技术工具，导演唯一能够承诺的仅仅是对于物质世界或想象世界的“个人化解释”，而不是对一个预先存在的物质世界的“直接反射”或者“间接制造”。比如纪录片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认为自己影片旨在实现“虚构的现实纪录”——“我更加强调影像背后的话语表达以及观众认同，而非简单形式层面的视觉观照和技术考量……因为在我看来，我的工作是用摄影机去模仿并解释这个世界，这一思维方式与某些小说家用笔和纸去描摹这个世界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3] 从技术思维的角度出发，影像表达的制度环境、纪录距离、认识逻辑、视觉接受是否能够为“真实性”承诺什么呢？ 首先，就技术思维的制度环境而言，决定了纪录片是一种社会化的、制度化的表达；纪录片的公共传播渠道决定了导演必须考虑观众的接受趣味；纪录片的功能定位（教育、商业、文化或政治需要）决定了其不同的取舍策略；诸多常规的介入手段（如对政要人物和商业大亨采访权的获得）也往往建立在一定的妥协性之上；同时，作为当下主流的纪录片生产模式——栏目化运作，不仅要考虑高层审查的需要，同时也要考虑栏目自身的规定性……肩负着如此厚重的“责任”和“权力”，敢问，纪录片的真实性究竟何在？ 其次，就技术思维的纪录距离而言，传统研究视野中，学者将真实视为纪录片的生命，强调最大化地淡化导演的介入痕迹和虚构成分，然而这只是一种美丽的艺术假定。殊不知，导演要考虑拍摄过程的纪录伦理和程序正义，就必须保持摄影机和拍摄对象之间相对安全的私人距离，然而技术思维的特性却决定了“靠得越近越真实”，显然这一悖论无法通过真实来平衡。因此，纪录片所呈现出的“真实”只不过是导演和拍摄对象之间的默契而已，即一种“授权的表达”。比如中国导演张以庆将个人的政治思考强加给一些小孩子（纪录片《幼儿园》），同时又借助各种虚构手段与被拍摄对象共同“导演”了一部《英与白》……敢问，纪录片的真实究竟何在？ 再次，就技术思维的认识逻辑而言，纪录片的策划构思与后期编辑过程都是在封闭的个人空间中进行的，实际上已经为导演主观意志的自由介入创造了合理的“契机”。比如梅索斯兄弟将编辑行为视为对于原始素材的“二次虚构”，甚至认为导演的思维过程本身也意味着一种隐性的虚构——“尽管我痴迷于虚构化电影技术的探索，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编辑已经构成了一种虚构，因为你在现场之外谈论现场。”[4] 这一观点得到简奎斯·奥马特、阿伦·伯格拉、迈克·马瑞尔等学者的一致认同，正如简奎斯·马特借用克里斯汀安·麦茨的观点说道：“如果站在‘真实’的角度去评价一部影片，任何有关影像的表达本质上都只是一部虚构影片。”[5] 约翰·卡勒将认知世界分为三类：客观世界、摄影机前的世界、屏幕前的世界，同时指出三者之间由于认知主体的差异，很难形成特定的“对应与因果”的关系。[6] 如果整个影像思维过程已经抛弃了现实时空而完全构建在作者化的认识逻辑之上，敢问，纪录片的真实性究竟何在？ 最后，就技术思维的视觉接受而言，当消费文化和泛影像时代的各种视觉修辞“无缝链接”之后，视觉文化随时随地在构建并塑造个体的认知图式和思维方式，正如社会学家安德鲁·萨兹说道：“在电子媒介时代，我们的思维过程更多地依赖于视觉化的描述信息，尤其是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视觉内容不仅完全主导了我们的认知世界，同时也直接‘制造’了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7] 也就是说，视觉传播支配下的消费文化使得大众对于影像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物质本身，影像背后的叙述话语和拼贴逻辑培育了受众相对排外的接受惯性。所以，影像本身与物质世界之间甚至不存在必然联系，影像与现实之间的意义可以是断裂的，但却是合理的，这是视觉传播的内在特质决定的。伴随着影像与现实之间的意义越来越模糊，作为影像化的表征方式，敢问，纪录片的真实性究竟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