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影视作品的情义问题 陈家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影视作品中存在着“小品化”、“浅薄化”的调侃方式盛行的问题，另一方面，我觉得应当把主流价值认定的“正确”和民间的“伦理表达”区分开来。比较来看，韩国的一些影视作品，包括喜剧作品，是允许向这种“正确”挑战的，我们没有办法挑战，只好以搞笑的方式在调侃中瓦解它。但这种瓦解方式本身也瓦解了人们的信念与信心。是否“正确”可以使一切道德上的豁免合法化？是否民间的“伦理表达”本身又具有许多不确定的、某种情况下可能是“仗义”，另一种情况下又是彻底地“不公正”？我说的“情义”问题就是从民间的角度讲的，它在能感动我们的同时，也会让我们想到它可怕的一面。我们看美国的《十二怒汉》和俄罗斯翻拍的《十二怒汉大审判》，我觉得都是成功的，而且我特别赞赏这种“翻拍”的成功。而我们在“重拍”过去的电影时，有时达不到这样的力度和深度。电影要有对真相和正义的执著，如果缺失掉这种角度的切入和力度，仅从个人的“良知”出发，将无法与所谓的“正确”的“法律专家”的审判相抗衡。这些陪审团最后的结论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与“正义”。如果缺失了这个，仅剩民间的情义问题，我就觉得很可怕，尽管如果连情义都不讲了，那会更可怕。我们国家是一个长期以来以伦理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国家，那么在当今，又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感动着别人？我们现在都自动地远离“真相”、“正义”、“真理”这些问题，我就想到了“同情”、“义气”在艰难处境中的可贵。《大工匠》触动我的就是在“文革”时期，毕竟还有一点兄弟情义和家庭亲情在里面。对于这种民间的伦理，我们还是持赞美态度的，因为它对抗着自上而下的强制力量。中国人当下的行为准则到底是什么？独生子女的一代会对我们传统的伦理观念（比如孝悌）提出什么问题，我们还远未触及。我想到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顿感力》，又想到《士兵突击》，这部电视剧告诉我们不放弃，而这种精神是以“傻”和绝望为前提的，但这个前提不会有人去想。看不到一点出路和前景的许三多，靠的就是“傻”来获取成功，当然，它也要求观众要有“钝感觉”，不要去深想，满足于表面的、具有某种喜剧意味的“成功”。当然，我并不否认它的成功，但仅仅满足于这些并不行，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在“责任伦理”（如正当、应该、义务）和“价值伦理”（如善、优点、长处）上捉摸不定的时代。 日常的天真是很值得我们珍惜的创作传统 王鸿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电视剧情感伦理的起源方式却与电影和小说都不一样，因为它晚了十年。我们都知道，新时期小说和电影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步的，而电视剧则是90年代起步的，这十年的时距产生了一个非常值得当代叙事伦理研究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于十年间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心理发生了急剧变幻，一种相对客观地还原普通人的历史，并不被敌意、仇恨或种种灰色情绪所支配的写作，以电视剧《渴望》为标志而出现了。我们至今记得，这部电视剧所造成的文化震荡，故事主人公及其命运所留下的疑惑、希望和不平感，与大多数从知识分子视角产生的叙事形成了极大反差。平民世界、平民情感、平凡生活里柔韧有力的东西，大概已经被人们遗忘多年了，所以《渴望》热播时，的确是“万人空巷”。 顺着这样一种情感伦理倾向，后来的《空镜子》、《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工匠》等等，无论是表现当代生活，还是讲述“十七年”或者“文革”，这些连续剧表达出来的情感内容，实际上都在补充着当代主流电影、主流小说所删除或压缩掉的那些历史面向和生活面向。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作为最具虚拟效果的艺术媒介，电视剧丰富、增强和深化了我们的历史感知与平民情怀，甚至触动了我们的良知，让我们能够更真诚地看待“他者”的世界，这一切是不是有点令人诧异？顺便解释一下，这里所谓的“他者”，当指一切异在于自我又构成着自我的东西，它可以是信念、理想，也可以是他人、历史、语言和自然万物。虽然，中国电视剧在这方面还不够自觉、深刻，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故事伦理与叙述伦理的不平衡状态），但至少，它在叙事的情感伦理起源上还葆有日常的天真，窃以为，这是很值得我们珍惜的中国电视剧传统。 在我看来，新时期以来的主流文学、主流电影最值得反思的地方就在于，一直没有把“自我”与各种“他者”的关系安放好，这不仅造成了内在的道德焦虑，而且也导致了普遍的叙事焦虑，和挥之不去的历史焦虑、意义焦虑。 电视剧叙事结构的伦理特征 曲春景（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视剧的叙事结构是一个伦理结构。结构的伦理特点主要表现在矛盾冲突的伦理性质上，即构成作品矛盾冲突的实质是一种价值冲突。一般来讲，伦理取向决定和支配着不同人物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并成为架构人物和纠结矛盾冲突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说，引起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行动者在对待某一具体事件上显示出的不同态度和行为方式，而决定这种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正是各种不同的伦理观念。以《士兵突击》为例，编剧兰晓龙用于组织人物、联系人物与事件关系、并造成戏剧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连长、班长及其战士等各种人物对待许三多的不同态度和行为方式。而这种不同，是两种相互冲突甚至互不相容的价值观所构成。一种是现代尺度，它体现为成功第一的竞争原则，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坚决排斥许三多；另一种是传统价值观，以宽容和忍让为原则，宁肯做出牺牲也不抛弃战友，坚持不抛弃不放弃共同进步的行为方式。作品的叙事结构也就成了编导对两种不同伦理观或价值观在对待主人公态度上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性事件的组织。可以看出，传统伦理价值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是结构故事推动情节发展的深层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