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在“十七年”第二个意识形态宽松期快近尾声的时候，一部近百万字的中国电影史巨著——“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第二卷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全书89万字，分三编八章，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中国电影从1905年至1949年的发展历程，勾勒了建国前中国电影的基本面貌及发展脉络。书后严格按照学术规范，附以影片目录、片名索引、人名索引、插图索引。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范式。其电影思潮史的史学方法论和按政治事件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的筛选和评价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电影史学者的写作理念。在中国电影史学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对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学术评价众说纷纭。本文仅通过对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写作的历史资料的梳理，来提供一个进一步文本研究的史学基础。 一、《中国电影发展史》成书的复杂政治和思想背景 这部《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极其艰巨，有着复杂的政治和思想背景。在政治上，它有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界的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电影界领导人在当时严厉的政治氛围中支持与保护的背景；在学术上，是程、李、邢等一批署名和未署名的学者十几年积累资料、潜心研究的成果。1950年，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陈波儿正在按照电影局长袁牧之对新中国电影业的全面规划筹办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表演艺术研究所，并决定亲自任教中国电影史课程。同时，又因撰写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中国电影”词条所需，她便让当时在艺术处当业务秘书的程季华为助手负责收集有关资料。1953年陈荒煤任电影局副局长，继续“支持了这项工作”。①也就是说，从1950年开始，在官方机构的组织下，—个大规模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准备活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撰写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便是以官方的名义空前规模地征集电影史资料。从1950年开始，程季华等人为研究中国电影史，在电影局艺术处和影协支持下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有关电影资料报刊说明书以及剧照海报等。据程季华回忆： 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全国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到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因此那个时候收集电影资料是最完全的，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子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② 第二个阶段是具体规划《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计划。撰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动议始于1955年，“到了1955年左右，觉得有必要对中国电影史方面进行一下总结，于是起草一份‘中国电影史写作大纲’”。③1956年10月《中国电影》创刊号上发表程季华署名的长篇史学论文《我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是正在具体操作中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写作规划的第一次亮相。“1958年文化部搞艺术科学研究规划，这个研究规划的重头就是中国电影史，这是最初的一个想法”。④“一九五八年，当时兼任‘影协’党组书记的夏衍同志，还亲自听取了程季华同志的设想和写作计划，并提出了意见”。⑤“影协”主席蔡楚生也听取了口头汇报，“这份‘大纲’就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分期和章节的雏形”。⑥ 第三个阶段是撰稿成书阶段。据李少白回忆： 因为1958年各行各业都在搞“大跃进”，所以这个项目的电影科研方面就更强调了，一开始就准备1959年为建国十年“献礼”的，所以这个项目正式上马，初步设想十个月完成，后来反对“浮夸风”、“共产风”，这个计划也慢慢降温。 负责这个项目的程季华在50年代初就负责电影出版社的电影史小组工作，收集和整理了不少史料。当时《中国电影发展史》编著者之一的邢祖文是《大众电影》驻上海记者站的记者，对电影非常熟悉。我当时并不是搞电影史的，是艺术研究部唯一一个专职的研究人员。后来影协领导就决定抽调邢祖文和我参与编写，另外，最初的编写者中还有原来的电影史小组的王越…… 一开始还有解放后的部分，准备从1949年写到1959年，当时的分工就是邢祖文和王越写解放前部分，我负责解放后部分，我已经写了一部分，这个时候王越生病，《中国电影发展史》只好缩短战线，就集中做解放前的部分。最后因为王越病重退出，这样本来三个人写就只有邢祖文和我两个人来写。 写电影史期间其实有很多的反复，在1959年时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到1960年才真正走上正轨，成稿是在1961年完成，定稿是在1962年初……正文加上附录大约有90万字，后来批这本书的时候就说它“洋洋90万言”。另外，值得提出的是一位名叫郭安仁的散文家也是翻译家，他的笔名是“丽尼”，他和巴金是很好的朋友，他做了许多文字上的工作，所以《中国电影发展史》基本找不出什么语病来。⑦ 关于丽尼对撰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贡献，当时与丽尼同在中国电影出版社工作的郑雪来也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