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1日19：15，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播出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到农村去》——这是一部长为10分钟的普通纪录片，与当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其他纪录片没什么两样。然而，它又的确有些不同：作为第一部在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出现在历史的记忆里，中国电视纪录片由此开始了50年的历程。 中国电视纪录片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纪录片作为开端并不意外，它不仅表明电视纪录片承接了电影纪录片的传统，也预示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之路——电视即将成为纪录片传播的主要媒介。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电视纪录片与电影纪录片在电影理念、拍摄方法、拍摄设备甚至放映方式上都没有多大差别。不少“新影”出品的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也有一些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在电影院放映，像《收租院》等。 电视纪录片是从西方传来的电视节目形态，但中国电视纪录片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西方纪录片潮流，而是直接采用苏联斯大林电影模式即“形象化的政论”，从而形成一种被后人称作“新影模式”的纪录片形态。延安电影团编辑、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原厂长钱筱璋曾经说过：“‘形象化政论’一直是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创作的指导原则，已经成为我们公认的创作传统。它既包含影片的内容，又标志着影片的样式。”① 从1958年起步，按照传播方式、美学特征、文化形态、媒介技术等指标考察，中国电视纪录片经历了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四个时期。不过，历史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后者取代前者，而是累积式前行，几乎所有前一时期出现的东西都会以可能的方式在后一时期继续存在。 现在，中国电视纪录片正在艰难地扭转身姿，面对市场。 一、国家话语：一个社会的“公开表情”（1958～1978） 从中国电视诞生的1958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1978年，主流纪录片忠实记录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公开表情”，表达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国家话语。 中国电视诞生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中。当时，拍摄电影成为一种执政党和政府行为：从观念、思想、美学到制作、传播，不是一种个人或者商业行为。从类型看，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属于宣传纪录片，由政府出资制作，用于宣传目的。 从1958年到1966年，北京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主要集中在国家领导人与重要政治活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纪实》、《周总理非洲之行》等）、英雄模范（如《英雄的信阳人民》、《铁姑娘郭凤莲》等）、国际活动（如《战斗中的越南》、《美帝轰炸越南麻风病院》等），以及为数不多的风光片（如《长江行》、《芦笛岩》、《美丽的珠江三角洲》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65年完成的《收租院》。这部作品内容是揭露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主题是毛泽东的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采用的是画面加解说的模式——配以慷慨激昂的解说词，是那个时期纪录片的普遍特征。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中国的社会秩序，北京电视台甚至一度关闭。纪录片的个人思想与个性风格销声匿迹，留下的只有模式化工艺制作，主题、拍摄方法、编辑方法、解说与音乐都已形成了模式。与前一阶段比，风光片已然不见，纪录片拍摄的范围更加集中在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英雄模范以及当时的建设成就上，如《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深山养路工》、《太行山下新愚公》、《三口大锅闹革命》、《金溪女将》、《欢呼发射导弹成功》、《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下课以后》等。其中《下课以后》曾经在中国驻外使馆长期放映。 这一时期的纪录片，从性质上看是宣传品，从主题上看是统一的革命思想，从文化形态上看是主导文化，从美学上看则是画面加解说的“形象化政论”——这是当时纪录片的典型模式。这些纪录片确实没有在美学上或思想上留下个人的印记，但其历史文献价值不可替代。 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总体来看，中国电视纪录片记录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讲述了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描绘了强光照耀下的社会“公开表情”，这是一种重要的历史价值。当然，遗憾也同样巨大：那些微小却具体的生活细节，那些微弱却独立的个人声音，那些生活在阴影里的人和事……都被忽略了。 需要说明的是，1958年全国只有500台电视机，到了1975年也只有50万台，电视纪录片的影响还限制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当时，重要的纪录片主要出自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二、民族记忆：一个民族的文化寻根（1979～1989） 一个伟人的离去结束了一个时代、一个政治神话，而一个民族走出阴影却需要时间的沉淀。1979年，一种新型意识形态体系取代了阶级斗争哲学，中华民族从支离破碎的话语体系里站起来，寻找新的文化资源。那些沉没在历史深层的地理文化意象浮出地表：丝绸之路、长江、黄河、长城、运河……这些携带着民族体温的记忆引发了一场文化寻根之旅，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文化与来自民间的大众文化都从民族记忆里找到了精神力量。 电视纪录片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方向，并迅速调整步态，在此后的10年里创造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第一个高潮：通过文化地理打捞失落的历史记忆，激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民族向心力。《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这些作品的成功，不仅因为它们所传达的主题契合了当时受众的文化心理，也因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美学风格的转变，并最终把中国电视纪录片引向一条新的道路。
